山東急個啥？

每經記者 彭斐    每經編輯 楊歡

圖片來源：攝圖網

2月13日，山東終于進入“兩會時間”。

這是今年最后一個召開省級“兩會”的省份，也是唯一一個春節后召開省級“兩會”的省份。

粵蘇魯，一直是我國經濟總量排行榜的前三強。早在今年1月，城叔寫廣東和江蘇GDP 的時候，就有多位朋友留言詢問2018年山東的經濟形勢。

今天上午，山東省委副書記、省長龔正作政府工作報告，官宣“2018年山東全年實現生產總值7.6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6.4%。”

從GDP排名上看，山東的地位依然穩固。但從增速上看，山東今年的表現顯然不盡人意。

2018年，龍頭廣東的經濟增速是6.8%，江蘇為6.7%。排在其后的浙江、河南、四川的增速更為“驚艷”，分別為7.1%、7.6%、8.0%。

標兵漸行漸遠，追兵來勢兇猛。正如交流中，多位山東省內區域經濟學者所認為的，6.4%的GDP實際增速，是給山東敲的一記警鐘。

前有粵蘇，后有浙江

作為一個北方大省，從1979年至今，山東GDP總量始終位居全國前三。這當中，山東也曾一度咬緊江蘇，企圖翻盤。但近些年，這種可能性顯得愈發渺茫。

猶記得，去年2月，山東召開“全面展開新舊動能轉換重大工程動員大會”，省委書記劉家義歷數了山東經濟發展的短板，甚至坦承：“由別人追著跑到追著別人跑”。

當時他提到的一組數據：

“山東經濟總量與廣東的差距，由2008年的5860億擴大到2017年1.72萬億；與江蘇的差距由2008年的50億擴大到1.32萬億。”

而今，隨著廣東和江蘇GDP雙雙突破9萬億，廣東離10萬億只有一步之遙。最新數據顯示，2018年，山東跟廣東、江蘇這兩個省的差距，已擴大到了2萬多億、1.6萬多億。

與前面標兵的差距越來越大，而后面追兵的腳步卻越來越近。

GDP排名第四位的經濟大省浙江，經濟總量雖然只有山東的73%，但2018年，浙江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6598.08億元，增長11.1%，超越山東躍居全國第四。

前有粵蘇，后有浙江。山東的處境，恰恰是近年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大格局的一個縮影，即自2013年迄今，我國經濟增長由“西快東慢”轉變為“南快北慢”，南北分化愈加明顯。

一位山東省內學者認為，東部省份多已跨越初始發展階段，經濟體量相對龐大，能保持均速增長實屬不易，但這幾年，山東新舊動能轉換落后導致經濟發展動力不足，也是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突破90萬億元，比上年增長6.6%，實現了6.5%左右的預期發展目標。

我們注意到，在2018年，全國有山東、遼寧、天津、重慶、內蒙古、黑龍江、吉林、新疆、甘肅、海南10個省市GDP增速沒有跑贏全國。按照經濟增速排名的話，山東是“倒數第10名”。

撬動山東的支點

從GDP增速上看，山東著實有些后勁不足。但依仗全國排名前三的經濟體量，山東省下轄的各個地級市，卻有著不錯的底子。

2018年7月，由華頓經濟研究院承辦的“2018年中國百強城市排行榜”新聞發布會在上海舉行，山東省17個地級城市中15個成功入圍“全國百強”。

其中，青島、濟南分別位居17位和18位，菏澤、棗莊分別位列97位和100位，山東全省僅有日照和萊蕪兩個地級市無緣百強榜單。

2019年1月，國務院批復同意撤銷萊蕪市，將其所轄區域劃歸濟南市管轄。也就是說，在山東省當前16個地級城市中，沒有入圍百強城市的只有日照一個。

不過，一位原山東省政府參事告訴我們，與山東、江蘇相比，廣東率先進行轉型，在經濟新周期中的韌性更強，特別是在創新性經濟和發展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群方面。

從現實來看，廣東擁有廣州、深圳兩大超級城市，并且受惠于粵港澳大灣區這一世界級灣區。山東和江蘇都缺乏主中心城市，不管是濟南、青島，還是南京、蘇州，在周邊城市群的輻射效應和整合力度都不夠。

如果用“首位度”衡量（省會城市GDP與全省GDP對比），濟南在全國省會城市中處于墊底位置。2017年濟南GDP為7200億元，濟南GDP占全省比重為10%，比“廣州GDP占全省比重24%”低不少。

2018年10月，在公布的十九屆中央第一輪巡視整改進展情況中，濟南與沈陽、南京、哈爾濱等城市的省會城市作用發揮不夠的問題再次被指出。

不過，山東已在提升省會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上下功夫。濟南2018年GDP總量達7856.56億元，反超煙臺位居山東省內第二。如今，萊蕪市所轄區域劃歸濟南市，合并后濟南市2018年GDP總量達到8862.21億元。

“從全國角度講，濟南也很重要。”濟南市社科院副院長馬黎明表示，濟南位于北京、上海中間，在京滬這個大的區域中，缺乏一個支點，濟南恰恰就在這個支點上。

改革的“動員令”

支點找到了，撬動力從何而來？

春節后的第一個工作日，山東再開動員大會。在今年的“擔當作為、狠抓落實”工作動員大會上，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發表講話：要求今年全省各級會議數量減少1/3以上；副省級以上領導干部每年在基層調研不少于2個月；大膽使用“李云龍式”干部；遇到急需解決重大問題，縣委書記可直報省委，建立縣委書記、縣長與廳長直接溝通機制……

事實上，早在一年前的動員大會上，劉家義就曾現場發問：浙江2016年12月提出“最多跑一次”目標，僅用一年多時間就基本實現了。“為什么山東解決不了？還是改革不細不深不徹底，沒有真動一些部門的奶酪。”

從一年前動員“新舊動能轉換”，到一年后動員“擔當”、“落實”，改革推動似乎沒那么順利。此番省內“立規矩”，顯然對之前干部作風和新舊動能轉化工作的推進并不滿意。

誠然，山東新舊動能轉換壓力很大。在沒有政策紅利的情況下，想要謀發展，重點要看地方自身的舉措和成效。過去一年的時間，山東一直在尋找病灶，地方主政者能夠自揭傷疤，犀利地點出問題，對整個山東的改革尤為重要。

究竟經濟強省山東為何發展乏力？有分析指出：這和當地較為獨特的治理體系不無關系。相較于南方諸省，山東在發展民營資本、吸收外資方面并無優勢，其經濟高速發展有更為明顯的政府主導特征。

比如，在巡視組點名青島、濟南“引領作用不夠”之后，山東省方面表示，將研究提高濟南省會城市首位度、加快建設濟南新舊動能轉換先行區相關事宜……積極發揮青島“排頭兵”作用，支持青島大力發展海洋經濟，加快建設國際海洋名城。

多位山東省內學者認為，在市場經濟發展的條件下，政府作為其實是有限度的，現階段下，經濟發展的最核心處，更在于治理體系是否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從劉家義的開年所立規矩來看，“擔當作為、狠抓落實”成為關鍵所在。還是去年的那句老話，“如果發展方式濤聲依舊，產業結構還是那張舊船票，就永遠登不上高質量發展的巨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