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發生的事，將會和1億人的未來有關！

每經編輯｜楊羚強    

“杭州西湖區，一年交社保的秒殺房（面積39.46平），只要82萬（相當于每平米2萬出頭）。”這是杭州鏈家網上的一條消息。

而這一小區目前的掛牌二手房價格多在2.6萬/平-3.1萬/平之間。在同一小區還有比這套二手房面積小得多的1居室，只有33.82平米，但總價卻要90萬元。

之前的11月10日，杭州進一步收緊了限購措施，限制非戶籍家庭購買第二套住房，在杭州要買1套房子，需要繳納一年社保，而且不能補繳。在這一系列措施出臺后，杭州的二手房市場開始有這樣的“特價房”對外掛牌。

二線城市＝10個北京和上海

人們奇怪，明明杭州在中秋節后和10月初已經出臺了調控政策，為何還要進一步發布加強版的限購。而且，10月杭州房價的漲幅環比上漲2.99%和9月的5.1%相比，漲幅已經收窄不少。

透明售房研究院統計顯示,10月杭州全市新房共成交2.05萬套,較9月減少25%,為今年3月份以來月度成交量倒數第二位,僅略高于8月。

新加坡《聯合早報》11月11日報道，幫助我們了解到杭州收緊限購背后的可能用意。

報道稱，很多年輕人從“北上廣”逃離至此，希望過上低成本的“慢生活”。可現在情況似乎變了，尤其對于很多談婚論嫁的人來說，他們不得不直面高房價的嚴峻現實，選擇逃離二線城市。

然而，讓更多人口流向二線城市，恰是“十三五”期間，中國城市發展的國家戰略。

去年底，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在智庫重慶論壇上解讀“十三五”規劃建議時表示，中國出現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型城市原因之一就是，面向全國的服務性功能過度集中在一兩個城市。

他說，中國要解決北京這樣特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十個類似北京這樣的中心城市才行。中心城市是一個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的核心載體，也是服務周邊的主力軍。小城市產業鏈不完整，對行業沒有集聚效應，無法形成競爭優勢，不能夠帶動區域發展。因此要堅持區域協調發展，拓展中心城市發展空間，在薄弱領域中增強發展后勁。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說，在城市化過程中，存在著以中小城市為主的分散型的城市化和以大城市為主的集中型城市化兩種思路。中國的人口基數大、密度大，耕地面積少，因此走集中型城市化的道路是更為理性而必然的選擇。

由于北上廣深的人口規模過于集中，牛鳳瑞當時認為，二線城市可能會成為城鎮化的主力。在很多城市，二線城市的人口在五六百萬，離北京、上海的距離還非常遠，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以上海去年的GDP總量接近2.5萬億計算，如果再新增十個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那么全國特大城市的GDP總量，會占到全國的接近一半。事實上，廣州、深圳、天津、重慶、蘇州、武漢、成都和杭州的GDP總量已經達到1—2萬之間。發展出類似上海、北京這樣的超級城市指日可待。

之前，《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推動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明確提出，“十三五”期間，城鄉區域間戶籍遷移壁壘加速破除，配套政策體系進一步健全，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年均轉戶1300萬人以上。到2020年，全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高到45%，各地區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比2013年縮小2個百分點以上。

上述《通知》暗示，二線城市會是這些農村人口落戶的主要城市。根據《通知》，除極少數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寬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條件。省會及以下城市要全面放開對高校畢業生、技術工人、職業院校畢業生、留學歸國人員的落戶限制。

然而，《聯合早報》所報道的，年輕人因為高房價選擇逃離二線城市，選擇去三四線城市，甚至農村老家生活的現象，卻和國家正在推進的人的城鎮化背道而馳。

抑制二線城市房價：才能確保中國經濟的全球競爭力

不僅人的城鎮化，需要一個相對低廉，不快速上漲，甚至可能有一定下跌的二線城市房價；保證中國的全球競爭力，也需要二線城市的房價能夠平穩，不快速上漲。

《華夏時報》的報道就稱，居高不下的房價，不斷走高的物價，影響的已經不僅僅是普通百姓，高科技企業也開始受到波及,甚至騰訊、阿里巴巴在各自公司內部為員工提供免息借款購房貸款，而為了企業能有更長遠的發展，一些先知先覺的企業開始悄然布局二線城市，騰訊就是一例。

騰訊公司高級執行副總裁兼無線業務系統總裁劉成敏對表示，一線城市確實門檻挺高的，騰訊招的都是年輕人，在北京，深圳等一線城市讓騰訊給買一個房子這個不現實，騰訊就把一線城市很多好項目放在二線城市去，這樣既把員工留住了也能招來人。

目前騰訊已經在武漢、成都、合肥、大連等地建設了騰訊無線互聯網技術研發中心，為將來在無線互聯網上的發展進行了戰略布局，幾大研發中心也在緊急招募人才。

高科技公司尚且如此，人力成本占營收比例更高的制造類企業、普通服務類企業、就更迫切希望抑制房價快速上漲。

蘇州市統計局今年一季度對蘇州市服務業的調研數據顯示，服務業收入盡管一季度增收了12%，但利潤卻反而下滑了。猶豫勞動力成本不斷增加等因素影響，服務業企業成本費用持續上升，企業運營壓力加大，經營效益不理想。一季度，全市規上服務業企業營業收入增長10.9%，而營業成本同比增長12.8%，超過收入增幅1.9個百分點。其中，應付職工薪酬 同比增長7.7%。

而蘇州市對制造業和以制造業為主體的新興產業調研也發現，2015年蘇州新興產業上市公司研發 （技術）人員大幅減少，制造類企業需要犧牲利潤，提高管理人員待遇來留住人才等一系列問題。
這些調查雖然并沒有強調，人才的薪酬要求提高，和高房價有關。但高房價推動了企業用工成本上升，卻是毋庸置疑的。

江蘇企業家鄭澤山曾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說，實體經濟是中國的立國之本，中國離不開實體經濟。如果房地產價格太高，會造成實體（企業）沒辦法生存下去，一旦房地產價格太高，工人會承受不了這個房價，成本又都會間接地落在實體經濟上。”

在過去幾年的全國量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就一直吐槽高房價，現在大學生畢業月收入四五千塊錢我看是比較普遍的，這還算比較高的呢，有的地方還達不到這個標準。那他大學畢業后是不是要成家立業？他沒有房子怎么成家立業？每個人總歸是要成家的，生活成本又那么高，連住房都住不起，這樣的話他的工作怎么能安心呢？

他認為，真正要肩負中華民族復興重擔的是80后、90后這批人。他們還是有水平的，敢想、敢做，責任心也高。如果不讓a他們安心工作的話，對今后的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都會有負面影響。

而對一線城市來說，人口總量的限制，以房控人的思路，都決定了一線城市不可能提供年輕人相對低廉的房價。要想有效地保證中國地全球競爭力，不因為高房價迅速下滑，就只能依靠二線城市。

在某種意義上，抑制二線城市的房價高起，會是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關鍵戰役。只要能夠抑制二線城市房價的快速上漲，中國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從這點看，維持二線城市較低的房價漲幅，很可能是長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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