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媒大學新媒體研究院院長趙子忠：主流媒體的核心價值在于駕馭“人機共生”的新型影響力

每經記者｜蔡鼎    每經編輯｜唐元    

11月27日，由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中共成都市委網信辦指導，成都傳媒集團、成都傳媒產業集團主辦的“2025智媒體50人成都會議”在成都舉行。

“智媒體50人會議”是成都傳媒集團重磅打造的品牌會議。本屆會議已步入第四個年頭，以“智媒賦能園區 融合提升價值”為主題，吸引了來自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等高校的學術泰斗，以及螞蟻集團、新京報等智媒領軍企業的百余名專家代表齊聚一堂。

會上，成都傳媒集團不僅重磅發布了“雨燕傳播智能體平臺”、《何以東郊》新書等五大創新成果，更促成了每經傳媒與新華社國家重點實驗室等多個重量級項目的簽約，展現了主流媒體在“智能+”轉型深水區的硬核實力。

作為中國媒體融合領域的資深觀察者與理論構建者，會議間隙，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新媒體研究院院長趙子忠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下稱“NBD”）的專訪。從四年前智媒體概念的初探，到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下稱“AI”）的全面爆發，趙子忠始終保持著對技術與人文關系的冷靜審視。

在專訪中，他從科技哲學的維度剖析了“智能體（Agent）”對媒體生產關系的重構，更以前瞻性的目光描繪了2030年的媒體圖景——在他看來，“聊天即媒體”“陪伴即媒體”將成為現實，而主流媒體的核心價值，將在于如何駕馭這種“人機共生”的新型影響力。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跨越“工具理性”：從輔助創作到“智能體化”的哲學躍遷

NBD：到今年，“智媒體50人成都會議”已經是連續第四年舉辦了。在當前推進主流媒體系統性變革的大背景下，您如何評價這樣一個堅持了四年的行業IP？它對于凝聚行業共識、探索轉型深水區具有怎樣的獨特樣本價值？

趙子忠：回看這四年，對于主流媒體的發展創新而言，媒體智能化——或者說AI技術與媒體的深度融合，無疑是一個符合歷史必然趨勢的核心議題。

成都傳媒集團選擇打造“智媒體50人會議”作為切入點，其戰略意義非常深遠。我認為，對于當前的媒體發展而言，“選擇大于努力”。我們是否要堅定不移、充滿信心地踏入AI這條長河？是否要把AI與媒體發展進行充分有效的融合？這是關乎生死的戰略抉擇。

這個論壇的獨特價值在于它的前瞻性。四年前，在AI剛剛發端、尚未成為如今這般全民熱點之時，成都傳媒就啟動了這件事。這種“春江水暖鴨先知”的敏銳度，起到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引領作用。它不僅是一個會議，更是一個信號，表明了主流媒體主動擁抱技術變革的決心。

NBD：正如您所言，技術演進的速度驚人。從早期的輔助寫作，到如今具備自主規劃能力的“智能體”，AI應用正在發生質變。您如何看待像每日經濟新聞的“雨燕智媒”這類將通用大模型與財經垂直場景深度結合的嘗試？這是否代表了未來“人機協同”的新范式？

趙子忠：我對每經在智能化方面的創新一直非常認同。每經在智能化路徑上的每一次選擇，基本上都與AI技術發展的趨勢和關鍵節點保持了同步。這種“同步性”，在媒體行業中往往就意味著“領先性”。

但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一個現實：目前更多是媒體在單向地擁抱AI，而AI技術界對于媒體的理解還不夠深。我常與從事AI技術創新的同學們交流，我的一個重要初衷，就是把“媒體化”的思維引入到AI的開發中去。

如果不進行這種跨界對話，技術開發人員對媒體的理念模型往往缺乏基本認知。同樣，媒體人擁抱AI，也不能僅停留在應用層面，必須理解技術背后的“科技哲學”。

AI的發展經歷了從“符號主義”到“連接主義”，再到“行為主義”的演進過程。實際上，媒體行業對這三大主義的理解還不夠透徹。如今到了AGI（通用人工智能）階段，傳媒業需要更進一步去理解什么是AIGC，什么是智能體。

智能體是目前AI技術領域非常推崇的一個方向，它代表了從“被動工具”向“自主智能體”的跨越。目前在媒體行業，智能體還處于研發性和應用性創新的早期階段，距離真正的戰略性創新——即成為媒體運作的主流模式，還有一段距離。

這意味著，媒體自身的發展擁有獨特的理論模型，如何將媒體的理論框架與AI的科技哲學（如智能體的自主性、交互性）結合，形成新的“智能媒體認知結構”，至關重要。

我們看到像每經這樣的媒體，在技術結合和內容傳播架構上做了大量實踐，這非常有意義。有些事情是弄明白了再做，有些事情是做完了才明白。對于媒體創新而言，不需要用一把尺子去框定所有路徑，因為創新本身就是對原有規則的挑戰。多元思路、協同發展，是實現AI與媒體深度融合的關鍵。

重塑“價值錨點”：在人機共生時代，財經媒體如何定義“影響力”

NBD：對于財經媒體而言，要真正實現系統性變革，核心難點究竟在于底層技術的重構，還是組織結構與人才體系的重塑？特別是在AI已經能接管大部分基礎性內容生產后，媒體人的核心價值錨點應該向哪里遷移？

趙子忠：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問題。首先，關于財經媒體的變革，我們必須回歸本源：理解媒體與經濟的關系。財經新聞只是經濟行為的一種表現形式。

在AI時代，財經媒體的智能化變革，前提是一定要深刻理解“AI與經濟”之間的深層互動。過去我們討論互聯網新媒體，其本質是數字經濟對傳統經濟的一次挑戰和替代，而現在，AI對經濟發展帶來的變化將更加深刻和長遠。

AI正在構建全新的“智能經濟”形態，它對金融市場、產業結構乃至經濟運行模式都會產生顛覆性影響。這些變化都會投射到財經新聞的方方面面。如果財經媒體不從根源上去理解AI和經濟的模式，那么技術就是巨大的挑戰；反之，如果我們能把握住智能經濟發展的規律，就能在智能時代找到新的坐標和航向。那時，財經媒體的這艘“大船”就能繼續揚帆遠航。

而對于媒體人的價值錨點，無論技術如何變遷，媒體人始終是影響社會的重要力量。這種“影響力”以及媒體人由此產生的職業驕傲和歸屬感，就是媒體永恒的核心價值。這一點，從未改變。

在智能化時代，AI賦予了我們前所未有的生產力。這種智能生產力能夠讓媒體人更精準、更高質量、更快速地去發揮這種影響力。從傳統媒體的筆和紙，到互聯網媒體的鍵盤與屏幕，到未來發展的智能媒體，我們只是借助了不同型號、不同形態的工具，來實現同一個核心目標。因此，媒體人的價值遷移，不是逃離內容生產，而是利用AI這一超級工具，將媒體對社會的影響力提升到一個全新的維度。

NBD：如果展望五年后的2030年，當我們在談論“智能體”時，我們可能在談論什么？面對算法黑箱、信息繭房等潛在風險，主流媒體又該如何守住新聞專業主義的底線？

趙子忠：2030年大概率會以AI深度滲透的形態出現。因此，我們現在必須對“2030年的AI與媒體關系”做出預判。我的判斷是，五年后，一個全新的理論體系會逐漸成型，那就是“媒體的智能體化（Agentic Media）”。

Agentic Media引用的核心概念是Agency（代理/自主性）。在AI體系中，這被稱為“智能體化的人工智能”。這種形態的媒體將帶來顯著的“自主性”——大量的工作將由AI自主完成。

但這并不意味著人會失業。技術進步從來不是簡單地分割現有的工作存量，而是會創造出巨大的新工作增量。媒體的智能體化會帶來內容生產結構的根本性變化，特別是在傳播側，它將與用戶形成全新的交互模式。

具體到2030年的智能媒體圖景，我認為它將與現在的報紙、電視、甚至社交媒體都截然不同，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維度的重構：

第一，基礎設施的代際躍遷：未來的媒體將建立在“超算中心+智能算力中心+大規模數據庫”的底座之上。這就好比當年印刷廠之于報紙，互聯網平臺之于網媒，是基礎設施層級的根本性變化。

第二，傳播模式的“萬物互聯”：目前的互聯網本質上還是“人聯網”，而未來將是“人機協同、人智共存”。信息傳播不再局限于“人傳人”，而是“機器傳人”“人傳機器”“機器傳機器”。無數的信息節點將由智能體自動分發與處理。

第三，內容形態的“陪伴化”：我曾寫過兩篇論文，提出過兩個觀點：其一，“聊天即媒體”；其二，“陪伴即媒體”。

目前看來，角色扮演類和陪伴類的內容是智能體發展最快的領域。因為社會發展需要各種角色的互動與心理撫慰。當大模型與智能體結合，它就具備了強大的“陪伴能力”。這種陪伴本身，就是一種新型的媒體行為。

這實際上極大地擴展了媒體的邊界和內涵。如果我們還站在傳統媒體的狹義視角去審視2030年，可能什么也看不懂；但如果置身于“人機共生”的宏大視野下，我們會發現，一個充滿無限可能的新紀元正在徐徐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