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深圳綜改新動作，為何要在這三個方面創新升級？

每經記者｜黃婉銀    每經編輯｜魏官紅    

6月13日，深圳舉行“深入推進深圳綜合改革試點系列新聞發布會（第一場）”，介紹深圳如何貫徹落實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深入推進深圳綜合改革試點 深化改革創新擴大開放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意見》發布后，深圳第一時間傳達、學習、部署、安排，第一時間制定了任務分工方案，逐項細化任務書、路線圖、時間表、責任制度，將《意見》落地實施列入全市重大改革調度事項，有力有序推動《意見》部署的各項任務落地落實。

“《意見》將科技創新、產業創新放在比較突出的位置，第一條就是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這個核心目標就是為了破解科研機構、人才與企業間‘不協同、不融合’等痛點，要推動產學研深度協同、融合創新，推動新興產業發展得更好。”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時表示，《意見》的亮點還體現在超大城市治理模式的升級和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的機制化創新。

綜合改革試點杠桿作用將持續加大

NBD：2025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5周年，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實施深圳綜合改革試點5周年，您認為《意見》在此時出臺有哪些戰略考量？

郭萬達：這個時間節點具有三重特殊意義。首先，深圳本身就肩負改革試點的重任。作為改革試驗田，過去五年深圳的綜合改革試點成效顯著，推動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科技創新能級提升和對外開放水平突破，各方面都顯示出綜合改革試點的杠桿作用。

為什么稱之為杠桿作用？就是通過試點，推動了深圳全方面的改革。通過改革的系統集成、重點突破，來破解一些對創新發展有阻礙的體制機制，釋放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活力。

其次，2025年也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意見》不僅是對深圳，對全國的發展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從全國視角看，深圳改革經驗的復制推廣至關重要。過去五年，深圳的多項改革經驗已向全國推廣、復制。《意見》強調“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這對于推動全國制度性開放、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都是有重要意義的。

最后，以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為節點，大灣區建設已進入第六年。《意見》首次將“拓展粵港澳合作新途徑新場景新載體”納入總體要求中，通過規則銜接促進要素流動，為香港、澳門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新支撐。

NBD：針對《意見》中健全科學化、精細化、法治化治理模式的相關內容，比如提升民生保障服務水平、健全土地等自然資源管理制度、深化司法領域改革和交流合作等，您認為這些改革對于深圳打造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有何重要意義？

郭萬達：深圳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目標是打造全球標桿城市，同時其城市定位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經濟中心城市和現代化國際大都市。這些目標和定位首先就要求深圳必須是開放的，具備國際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實現規則與國際銜接、要素自由流動，這既體現在更高水平的開放舉措中，也反映在城市治理模式的改革里。

比如在科技教育人才領域，就要通過海外人才引進改革和外資教育機構準入等措施，推動形成國際化的創新鏈、教育鏈和人才鏈融合，實現開放型創新而非封閉創新；對于人工智能、智能網聯、數據交易等新產業新業態，深圳通過特區立法權在過往幾年中開展專項立法，如促進人工智能、基因細胞產業發展等，以法治保障營商環境，因為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

同時，市場化作為重要方向，聚焦要素資源配置市場化。《意見》也特別提到，要深化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通過加大要素市場化、弱化行政控制而提升資源配置效率，讓企業家獲得更大發展空間。這種改革就具有系統集成、重點突破的特點，要素改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相互關聯、持續推進的，例如允許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的粵港澳大灣區企業，按照政策規定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就與數據要素市場、科技成果要素市場的提升改革相互影響，形成疊加效應。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

圖片來源：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微信公眾號

大灣區市場一體化關鍵在要素和規則

NBD：《意見》中提到要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特別是加強產學研高效協同、深度融合。在您看來，深圳目前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哪些成果，還存在哪些挑戰？未來應如何進一步優化科技領軍企業“出題人”作用的有效路徑？

郭萬達：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化以及讓領軍企業“出題”的模式，并非現在才有。實際上，在深圳過去十幾年的創新發展中，領軍企業一直是創新的重要主體，而“答題”的則是新型研發機構，通過產學研深度融合以及大學加強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結合，來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

如今提出讓企業“出題”，正是基于深圳過往的經驗，只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進改革。所以圍繞科技企業的經費管理、新型研發機構的市場化薪酬以及科研項目的經理人制度等方面，都是為了實現企業“出題”、產學研深度融合并答好題的路徑。

再如新產業新賽道的體制機制改革，深圳過往幾年已在人工智能、低空經濟等領域通過立法進行了促進和推動，現在則會更深入地推進。比如在人工智能領域特別強調其在醫療輔助領域的應用場景，以機器人手術為例，這涉及諸多問題，如法律責任、安全性等，如果在體制機制上不明確、不進行改革，可能會導致行業無法發展或混亂，甚至被“一棍子打死”。因此，必須通過監管完善、應用場景擴大以及體制機制改革來推動其發展，使其更安全健康。

通過這些例子可以看出，深圳在改革路徑上采取的是系統集成、小步快走、重點突破并形成疊加效應的方式。這種疊加效應就是每一步改革后持續推進，多年后改革便會深入。而且改革實際上是以問題為導向，旨在取得成效、推動發展。

NBD：在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方面，《意見》提出推動貨物貿易優化升級，創新提升服務貿易，完善便利人員流動配套機制等措施。深圳在實施這些舉措時，如何更好地發揮自身優勢，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形成協同效應，提升整體的開放水平？

郭萬達：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目標之一是實現市場一體化，而市場一體化的核心在于規則銜接與要素流動，因為若規則無法銜接、要素不能流動，市場一體化便無從談起。

這里的“規則”是廣義概念，涵蓋產業規則、民生規則、商事規則等各類制度集成，包括法律、監管、管理、標準等，這也正是我們常說的“制度性開放”的內涵。因此，促進粵港澳規則銜接與要素流動，是實現市場一體化的關鍵著力點。

此次粵港澳合作提出的“新途徑、新場景、新載體”蘊含豐富內涵：在規則銜接與要素流動方面，研究增加粵港澳游艇自由行指定出入境口岸和靠泊點，實現香港、澳門游艇經深圳至珠海的跨境通行，涉及人員與資金流動的規則協調；試點允許符合條件的香港涉稅專業人士在深圳特定區域登記執業，填補了稅務專業領域的跨境服務空白，為港澳居民和企業在深發展提供咨詢支持，這與此前推動的香港律師、會計師跨境執業形成互補；加強數字人民幣試點應用場景創新，推動了金融市場聯通與資金要素流動。

這些舉措本質上都是通過具體場景推動跨境要素流動，每一項措施（如跨境直升機飛行、支持外商按規定在深圳投資舉辦職業技能培訓機構等）都是一項改革清單，共同構成對粵港澳合作的系統性促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