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淵譚天丨熱解讀：穆迪調降我主權債務評級展望的三大誤判

每經AI快訊，12月5日，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

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動態調整一個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是市場化的常規操作，但此次穆迪對我國主權信用評級的調降，存在一些誤判。

譚主通過大數據手段統計了社交媒體關于“穆迪作出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決定”事件的評論，我們發現，輿論場討論焦點集中在“穆迪評級對中國有沒有意義”“穆迪可信度有多高”等議題上。

盡管穆迪的調降不會影響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態勢，中國也善于將外部壓力轉化為推動問題加速解決的力量，但該說明白的話，我們還是要說的。

長期以來，穆迪、標普和惠譽三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對新興市場國家較為嚴苛，給予的信用評級往往較低。

國際清算銀行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就曾指出，即便債務壓力小于發達經濟體，三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對新興市場國家的評級仍然明顯低于發達國家。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三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事前沒有預測到危機，在危機發生后又過度下調亞洲國家的評級，由此引發的恐慌情緒過度地放大了危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對穆迪等評級機構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表現做過研究，研究表明，在1997-2002年期間，穆迪共有8次評級失敗。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評級機構對發達經濟體，會“另眼相看”。這其中，比較明顯的就是穆迪。

在美國背負巨額的財政赤字且國內政治極化加劇的大背景下，穆迪仍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維持在最高級Aaa，是三大評級機構中唯一維持對美國政府最高評級的機構。

除了對不同經濟體的區別對待，穆迪等評級機構的專業性，也經常受到質疑。

2008年金融危機前，穆迪等信用評級機構曾連續多年將絕大多數房貸抵押債券評為最高級。當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金融危機的苗頭無法遮掩時，它們“補救”的辦法是迅速下調其評級，令投資者大為恐慌。

在批評聲中，穆迪做過一些相應的改革，但一些“老毛病”還是沒有改。

就拿這次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的調降來說，與多數機構看好中國經濟不同，穆迪則是看淡中國經濟。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三季度以來，多家國際機構表示看好中國經濟未來走勢，紛紛上調對今明兩年中國經濟增速預期。

這是在全球經濟面臨多重不確定性的背景下，國際機構為中國經濟投下的“信任票”。

國家發展改革委有關負責同志告訴譚主，今年，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達到三分之一，仍然是全球增長最大引擎。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足、回旋余地廣，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也不會變。我們有條件、更有能力實現長期穩定發展，并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帶來新動力、新機遇。

支撐這份信心的，是中國經濟強勁的內生動力、韌性和潛力。今年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5.2%，增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保持領先。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與政策研究院院長喬寶云表示，評級機構就是一個個觀察者，觀察者的評價可能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但真正起決定作用的，還是經濟本身。

作出和多家機構相反預測的穆迪應該好好想想，是否要摘掉對新興經濟體的“有色眼鏡”，才能做出更加客觀、更加精準、更加專業的判斷。

除了低估2024年GDP增速外，穆迪對中國中長期經濟增長潛力的判斷也明顯偏悲觀。

喬寶云表示，不同機構的預測模型都不相同，但有一個共性的東西，就是對于經濟增長的預測都是主觀的。

客觀的是什么呢？

投資，是最能看出人們對一個國家潛力是持悲觀還是樂觀態度的指標之一。

今年1至9月，外國投資者在華投資新設外資企業37814家，同比增長32.4%。

不知道穆迪在做對中國經濟前景的預測和判斷時，是否有看到這些數，又是否思考了這些數背后代表著什么。

除了外部的加持，中國經濟自身也在迸發出更多的動力與活力。

可以看看這組數據：

前三季度，我國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和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分別同比增長11.3%和11.8%；

我國全社會研發經費從2012年的1萬億元提高到2022年的3.09萬億元，研發投入強度從1.91%提高到2.55%；

科研人員總量從2012年的325萬人年到2022年超過600萬人年，規模多年保持世界第一......

更值得一提的，是民營企業科技創新能力的強化。

國家發展改革委民營局負責人表示，民營企業生來就是闖市場、搞創新的。數據顯示，九成以上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從不同層面實施或計劃實施數字化轉型。

當中國制造業的優勢，加上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的賦能，帶來的，會是蝶變。

這些，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也都是各種評級機構、金融機構在預測中國經濟時應該考慮在內的因素。

按照穆迪報告中的內容，對地方債務問題的擔心是穆迪此次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的重要考慮。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的嗎？

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22年GDP初步核算數121.02萬億元計算，全國政府法定負債率（政府債務余額與GDP之比）為50.4%。低于國際通行的60%警戒線，也低于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

從穆迪的報告中可以看出，穆迪其實也意識到了自己這種“擔憂”背后的不成立，報告中就提到，“中國有足夠的財力和資源來有序過渡”，但在報告中，穆迪又暗戳戳帶了一句，“政策的有效性正在‘接受考驗’”。

表面上看，是穆迪錯誤估計中國政府的債務壓力，實際上，是對中國政策有效性的質疑。

這是部分西方媒體慣用的套路，在對外媒關于中國經濟的報道進行分析后，譚主就發現，外媒多以“中國經濟低迷+寄希望于”的句式來報道中國相關的政策，換句話說，就是“中國寄希望于某件事來解決某個問題”，而這件事和這個問題往往并不相關。

外媒借此想要營造一種我們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敘事，唱衰我們無力解決一些問題。

但事實是，我們一直是“干著年度的、盯著五年的、想著長期的”。

就拿穆迪特別“強調”的債務問題來說，近幾年，我國政府高度重視高杠桿風險，積極采取綜合措施化解債務相關的風險隱患。

我國政府將“去杠桿”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之一，社科院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數據顯示，我國地方政府杠桿率從2014年的23.9%降至2019年的21.6%，近幾年，為對沖疫情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地方政府杠桿率有所回升，但在全球仍處于低水平，處于較為安全的區間。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李若愚表示，衡量一個國家政府債務風險程度，除了要看債務水平外，還需要綜合考慮經濟增長、儲蓄率、債務結構等因素。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將為化解債務問題提供根本保障。

對于一個專業的評級機構來說，這些都應該納入考慮的范圍。

作為知名的評級機構，穆迪應該了解中國經濟，更應該讀懂中國經濟，畢竟，市場機構一個錯誤的判斷，不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太大影響，但會讓一家機構喪失其專業性。（央視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