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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別離,張昭:不惋惜是假的,但該放棄時就要快一點

          每日經濟新聞 2020-05-11 17:29:28

          “通過問我的選擇,其實你問了為什么電影不會死。”張昭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回憶起一段畫面,十多歲時,他趴在門縫里偷看鄰居家電視里放的越南電影《森林之火》,電影是黑白的,對少年張昭留下的心靈震撼,卻讓他下決心一生追隨電影事業。

          每經記者|丁舟洋  畢媛媛    每經編輯|董興生    

          耀眼和喧鬧已經離電影行業很遠了。影院停擺100多天,大家皺著眉憂慮“明天的早餐在哪里”,姜偉、葉寧、康利等高管分別從萬達影視、華誼兄弟、貓眼娛樂等平臺去職,都沒能激起輿論熱議。

          可當離職的主角是張昭時,聞者不禁一聲嘆息。

          張昭參加中國影視領袖峰會 圖片來源 每經資料圖

          稍微了解一點中國電影行業的人都知道張昭的行業地位,稍微知道一點張昭的人,都會有感于他的職業經歷。他從零開始創辦并掌舵光線影業、樂視影業,澆筑了心血,也看到了成果,但最后卻總是離開,而且似乎都錯過了“最好的時候”。

          張昭的第三次別離,是前不久辭任復星影視文化集團CEO,這一次的任職時間比前兩段都短得多——僅僅8個月。而這次離開,中國電影市場已大變。一場疫情讓行業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難,這個時候要想再受到眾多資本加持,轟轟烈烈地大干一場,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又一次沒有趕上“最好的時候”。

          張昭的言語里卻聽不出一絲的“英雄落寞”。“職業經理人”張昭離開了公司,“產業人”張昭卻還會堅守在電影這片水域,雖然現在這個產業是如此艱難。

          “通過問我的選擇,其實你問了為什么電影不會死。”張昭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回憶起一段畫面,十多歲時,他趴在門縫里偷看鄰居家電視里放的越南電影《森林之火》,電影是黑白的,對少年張昭留下的心靈震撼,卻讓他下決心一生追隨電影事業。

          告別復星,在行業低谷時

          “謝謝你們沒有直接問我這次為什么離開。”當每經記者關心他離職后的去向時,張昭笑著說道。

          在不同公司里做了很多年CEO,張昭很懂得說話的分寸。“我現在不代表公司了,僅僅代表我個人,所以很多話我能講,別人不能講。可能別人也覺得我現在是無官一身輕,站著說話不腰疼。這也是實話,對吧?因為如果在一家公司里做CEO、董事長,身上的壓力是很大的,大家都有自己的難處。”

          2019年6月,張昭離開堅守了7年的樂視影業。兩個月后,他加盟復星集團,任復星集團副總裁、復星影視文化集團CEO。這段任期里,還沒來得及看到打著鮮明張昭烙印的業績出爐,行業就被突如其來的疫情打斷了。

          2020年上半年,疫情給電影帶來空前的損失,每家公司都要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至于張昭最看重的事業抱負——產業升級,作為公司大多無暇顧及。“這個時候,反而你作為個人來梳理產業升級的邏輯,自由一點、作用會大一些。”張昭委婉地回應了他此番離職的原因。

          離任復星的短短數日內,張昭的電話不斷,原來的同事們給他發來各種消息,傳言稱他將前往某某公司或某某公司。“我都不知道他們是從哪看到的。”張昭說,“因為這些方面我真的沒想,現在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兩個事:幫產業升級做梳理,與大家多交流我對產業的思考;與年輕創作者多合作,幫他們的影片做監制。”

          張昭還記得做《小時代》系列時,前兩部接連推出,在收獲不錯票房的同時也涌來許多負面口碑。初為導演的郭敬明問張昭:“《小時代3》和《小時代4》我們怎么拍?我們要不要也往成人世界的價值觀上靠一靠?”

          4部《小時代》總票房達17.91億 圖片來源:燈塔專業版

          張昭毫不猶豫地say no:“不但不要,而且我們還要拍得更加‘小時代’。”之所以去做《小時代》系列電影,就是因為它“滿足了少女的閨蜜夢想”,其他人的觀感不重要。

          “青年電影人了解我是怎樣把作為電影導演的郭敬明做起來的,其實這幾年我一直在試圖和他們多溝通,只是之前產業沒那么大調整時,這個行業不缺錢,他們也不愿意聽我嘮叨。現在聊就順得多了,因為他們需要安全感,需要我這樣的監制。”張昭說,“疫情的沖擊,青年創作者們其實是最脆弱的,他們做電影的決心需要保護。”

          “為青年導演當監制,也是在做產業升級,產業升級就是這樣一部電影一部電影做起來。對產業升級的推動,我肯定不是一個人在戰斗,行業里有很多有識之士,我也有很多朋友,大家都想做些事情,幫助行業走出低谷。”張昭說。

          樂視至暗時堅守,天亮后離開

          2018年3月,張昭公開了一封內部信,宣布原來的樂視影業獲融創中國及其他股東10億增資后,大股東變為融創,原屬于樂視控股的股權逐步以轉讓、拍賣等方式被處理,這標志著張昭帶著整個公司正式與樂視剝離。

          兩個月后,一篇名為《張昭:掙脫樂視,走出至暗時刻》的文章在電影人們的朋友圈里刷屏。在那篇文章里,張昭講述了2017年4月18日深夜,對他有知遇之恩的賈躍亭在樂視影業樓下待了很久,他想拿走影業的最后一筆錢,數目是3億,用以抵押樂視的債務缺口。

          上述文章顯示,賈躍亭堅持要見張昭,張昭沒有出現。在熄滅了60多個煙頭后,張昭決定,“還是得借”。借款流程是賈躍亭與孫宏斌的融創協商,賈躍亭承諾在4月24日將這筆錢如數歸還,可賈躍亭在孫宏斌和張昭面前失信了。

          陷入危機的樂視體系拖累樂視影業的那一年時間,張昭形容為“至暗時刻”。幸虧經營樂視影業時,張昭嚴格的風險控制,再加上新股東孫宏斌的力挺,讓樂視影業避免了與樂視體系一同崩塌的命運。

          張昭與孫宏斌合影,場景為2018年樂創文娛發布會 圖片來源 毎經資料圖庫

          此后,樂視影業更名為樂創文娛,融入地產王國融創的大版圖中,張昭為樂創文娛規劃了線上影視與線下文旅聯動的“蝴蝶矩陣”。而在公司平穩經營一年多后,2019年6月,張昭突然辭職,接任樂創文娛CEO的是孫宏斌的大兒子孫喆一。

          至暗時堅守,天亮后離開,張昭的選擇讓人琢磨不透。

          “當時大家的確不知道,現在我可以回過頭來說這段選擇了。”張昭對每經記者表示,“處在我那個位置上,就要對很多人負責。融創和樂視做了資本交接后,過渡期很重要,所以他們叫我守夜人也好,叫啥都沒所謂,我肯定要對這段過渡期負責。”

          張藝謀和時任樂創文娛董事長、CEO的張昭

          那時候,張藝謀的《影》還沒上映,《熊出沒6》也在制作中。這些作品都是張昭在樂視影業時開發的,為了對創作者負責,張昭也斷然不能立即離開。

          “再有當然是對團隊負責,跟了我很多年的創業團隊,我不能自己先做自己的選擇,要讓他們先做選擇。”張昭連說了三次“負責”,“先盡責任,再圖發展。所以最后那兩年,就是個責任問題。那么這些責任基本都盡到后該做什么?到了放棄的時候就一定要快一點放棄。”

          再上一次別離,是他離開了一手打造的光線影業。光線影業和樂視影業都沒有實現他最初寄予厚望的獨立上市。在轉身離開后,公司所享受的鮮花與榮光也不再屬于曾經的領袖。

          “熊出沒”系列是張昭打造品牌化、系列化影片的最好案例 圖片來源 燈塔專業版

          “你要說惋惜有沒有?當然有,我干一件事都是全情投入的,而且都希望它能在自己手上開花、結果,還能遍地都是。”張昭坦言,“但應該這么想,每個階段我都把為產業做得貢獻最大化了。”

          “老實說,每一次平臺或資本,都給我很多回饋,方方面面的。但現在電影產業里的資本還是第一代資本,我這樣一個做產業的人,對它們的作用一定是階段性的。”張昭告訴每經記者。

          用互聯網為電影導流,推動品牌化、系列化影片,目標受眾精準化、聚焦青年觀眾……種種理念都是張昭在不同平臺從業時留下的,這也是他一直推崇的產業升級——像迪士尼一樣做電影。對不同的資方而言,張昭的去留總有時,可對產業而言,這些實踐和經驗卻留下了注腳。

          “娛樂”與“快樂”一字之差,本質之別

          1996年,張昭結束美國留學后回國,他第一份職業本是一名電影導演而不是產業人。在美國就讀電影制作專業時,他拍攝的短片《木與詞》獲得了學生奧斯卡獎。

          “過去我是立志要造車的,回來一看發現根本沒有路,那你造一跑車干嘛呢?”張昭這樣闡釋他從創作者轉為產業人的原因。

          那時候,中國電影市場還非常弱小,2000年,張昭來北京的第一年,當時的年度電影票房才8.6億元。2006年張昭開始做光線影業,年度總票房約20億元,到2011年創辦樂視影業時,票房數字已翻了五倍到達100億元,2019年飆升至642億元。

          “步子太快了”,一路走來,張昭感慨。尤其是在2010年之后,資本涌入,影視公司迎來上市潮。雖然全年影片產量只從2010年的526部增長到2019年的616部,但這期間票房增幅卻超過500%。

          樂創文娛從2011年成立以來,參與投資發行的影片。截至2019年6月24日,在張昭的帶領下,樂創文娛先后通過旗下公司參與的影片有66部,合計票房高達130.08億元。

          “資本進進出出,都忙于推高票房炒股價,股價高了就趕緊溜。這20年發展得太快了,但產業要一步步地積累,高速發展勢必需要‘補課’。前幾年我也做了一些產業升級的實踐,把依賴單片票房的盈利模式變為品牌化的模式,就像迪士尼和漫威,本質上是輕資產,最值錢的就是它們的知識產權、它們的品牌。”

          張昭自嘲,人已不在樂視了但還總給“熊出沒”打廣告,這是樂視影業和華強方特當年合作開發的,從一部影片衍生成系列、再衍生成品牌,在他心目中,這確實是一個電影品牌化的先例。

          印象中,張昭還是一名互聯網與電影融合的旗手。

          2011年,賈躍亭向張昭拋出橄欖枝,當年的《失戀33天》大獲成功,讓張昭意識到,電影產業必須通過互聯網平臺與消費者聯動,但光線已無法滿足他在互聯網上的嘗試。

          執掌樂視影業期間,陸川和張昭有一場關于電影可否先在互聯網點映的爭執。2015年樂視影業出品電影《消失的兇手》,張昭想讓這部影片在100萬臺樂視電視上率先點播,為影片上映前的營銷造勢。陸川急了,“先是膠片電影沒了,轉數字拍攝了,現在又是電影的首發在互聯網電視而不在電影院了。雖然咱們是好朋友,但你要是這么做,我就在你辦公室靜坐、拉橫幅。”

          與《囧媽》轉戰互聯網的情形如出一轍,當初影院和院線也劇烈反彈,采取了“撤映”、“退票”等強勢的抵制方式。迫于壓力,《消失的兇手》在超級電視里的播放宣告取消。

          “陸川現在見到我,還說那個話。”而張昭也依然堅持自己當初的觀點,“對互聯網,大家不要拒絕,不要怕。”

          《囧媽》在電影院點映時,張昭也去看了,很多人猜豆瓣評分至少7、8分,因為都看哭了。可最后轉到網上,反響就比較差了。

          “為什么呢?邏輯很簡單,電影院是一個創造共情的場所,120分鐘黑著燈、音效視效沖擊,觀眾產生與人物與主題的情感連接。而網上看這個故事,周圍亮著燈、旁邊一堆人,手機一響我就退出,想哭也哭不出來。網上看電影只提供‘娛樂’,電影院才能提供‘快樂’。”

          “多一個觀影場景,對內容來講不是壞事。你要品牌的沉浸、情感的共鳴,手機絕對做不到。而且就算是流媒體,也不可能消化這么多的電影成本,不會都轉到網上的。”張昭認為。

          “通過問我的選擇,其實你問了為什么電影不會死”

          一場疫情,捅破了票房增速放緩、影視公司凈利潤下滑的窗戶紙,甚至讓本就風雨搖擺的電影產業幾乎直面“生死”。更為嚴峻的是,當下不只是電影業面臨困難,整體的經濟形勢都不容樂觀。曾經被資本青睞的影視產業,還可以再次吸引資本的回眸嗎?

          “我覺得這個階段就別想了。”張昭斷言,“正視危機,拋棄幻想!花小錢調整商業模式,盤活行業里存量的這些錢。其實做電影、調整模式這件事真的不需要太多的錢,‘窮則思變’,慢慢做、耐心做,做出樣板、做出增長來。資本不是慈善家,當你調整完了,價值資本自然會來。”

          目前,各大影視公司手中都有不少大片壓著,現在面臨著無法確定的定檔時間和鎖死的業績報告時間點,壓力的確大。

          張昭直言:“到底需要多少時間來消化這些存貨,消化會不會造成一些投資的損失,我覺得還很難說”。

          “我聽到電影人們都很‘喪’,但哪個行業現在不難?咱們做電影的首先要自救,別等著別人來拯救,電影要做強者,不要做嬌娥,要自強才能強。”

          回顧張昭的成長,是“精英主義”的經歷,其父親是中國第一代核潛艇研究專家,考大學時他不顧父母反對,報考了軍藝導演系,被父親知道后硬是給拽回復旦讀計算機。張昭在復旦念哲學系碩士時,張藝謀帶著還未上映的《紅高粱》來到復旦大禮堂,想看看復旦學生的觀后反響。臺上,唱起了“喝了咱的酒啊,見了皇帝不磕頭”;臺下,張昭熱血沸騰,少年時趴門縫看越南黑白電影的感動再次被喚醒。

          給少年張昭留下心靈震撼的越南電影《森林之火》 圖片來源 貓眼專業版

          后來,張昭去紐約大學攻讀哲學博士,糾結再三,還是把專業改成了電影制片。人生不過大夢一場,他還是遵從自己的內心,選擇電影夢。

          “我接受過那么多采訪,還第一次有人問我這個問題。”當每經記者提起他的精英主義教育背景,為什么對這個尚處于混沌狀態、準入門檻也不高的電影行業情有獨鐘時,張昭停頓了一會。

          “我覺得通過問我的選擇,其實你問了為什么電影不會死。我們這群人把電影這個事兒看得至高無上,因為我們都曾被電影深深影響過,希望電影人能一代代做下去,讓我的孩子也能捕捉到電影的價值。”張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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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眼和喧鬧已經離電影行業很遠了。影院停擺100多天,大家皺著眉憂慮“明天的早餐在哪里”,姜偉、葉寧、康利等高管分別從萬達影視、華誼兄弟、貓眼娛樂等平臺去職,都沒能激起輿論熱議。 可當離職的主角是張昭時,聞者不禁一聲嘆息。 張昭參加中國影視領袖峰會圖片來源每經資料圖 稍微了解一點中國電影行業的人都知道張昭的行業地位,稍微知道一點張昭的人,都會有感于他的職業經歷。他從零開始創辦并掌舵光線影業、樂視影業,澆筑了心血,也看到了成果,但最后卻總是離開,而且似乎都錯過了“最好的時候”。 張昭的第三次別離,是前不久辭任復星影視文化集團CEO,這一次的任職時間比前兩段都短得多——僅僅8個月。而這次離開,中國電影市場已大變。一場疫情讓行業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難,這個時候要想再受到眾多資本加持,轟轟烈烈地大干一場,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又一次沒有趕上“最好的時候”。 張昭的言語里卻聽不出一絲的“英雄落寞”。“職業經理人”張昭離開了公司,“產業人”張昭卻還會堅守在電影這片水域,雖然現在這個產業是如此艱難。 “通過問我的選擇,其實你問了為什么電影不會死。”張昭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回憶起一段畫面,十多歲時,他趴在門縫里偷看鄰居家電視里放的越南電影《森林之火》,電影是黑白的,對少年張昭留下的心靈震撼,卻讓他下決心一生追隨電影事業。 告別復星,在行業低谷時 “謝謝你們沒有直接問我這次為什么離開。”當每經記者關心他離職后的去向時,張昭笑著說道。 在不同公司里做了很多年CEO,張昭很懂得說話的分寸。“我現在不代表公司了,僅僅代表我個人,所以很多話我能講,別人不能講。可能別人也覺得我現在是無官一身輕,站著說話不腰疼。這也是實話,對吧?因為如果在一家公司里做CEO、董事長,身上的壓力是很大的,大家都有自己的難處。” 2019年6月,張昭離開堅守了7年的樂視影業。兩個月后,他加盟復星集團,任復星集團副總裁、復星影視文化集團CEO。這段任期里,還沒來得及看到打著鮮明張昭烙印的業績出爐,行業就被突如其來的疫情打斷了。 2020年上半年,疫情給電影帶來空前的損失,每家公司都要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至于張昭最看重的事業抱負——產業升級,作為公司大多無暇顧及。“這個時候,反而你作為個人來梳理產業升級的邏輯,自由一點、作用會大一些。”張昭委婉地回應了他此番離職的原因。 離任復星的短短數日內,張昭的電話不斷,原來的同事們給他發來各種消息,傳言稱他將前往某某公司或某某公司。“我都不知道他們是從哪看到的。”張昭說,“因為這些方面我真的沒想,現在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兩個事:幫產業升級做梳理,與大家多交流我對產業的思考;與年輕創作者多合作,幫他們的影片做監制。” 張昭還記得做《小時代》系列時,前兩部接連推出,在收獲不錯票房的同時也涌來許多負面口碑。初為導演的郭敬明問張昭:“《小時代3》和《小時代4》我們怎么拍?我們要不要也往成人世界的價值觀上靠一靠?” 4部《小時代》總票房達17.91億圖片來源:燈塔專業版 張昭毫不猶豫地sayno:“不但不要,而且我們還要拍得更加‘小時代’。”之所以去做《小時代》系列電影,就是因為它“滿足了少女的閨蜜夢想”,其他人的觀感不重要。 “青年電影人了解我是怎樣把作為電影導演的郭敬明做起來的,其實這幾年我一直在試圖和他們多溝通,只是之前產業沒那么大調整時,這個行業不缺錢,他們也不愿意聽我嘮叨。現在聊就順得多了,因為他們需要安全感,需要我這樣的監制。”張昭說,“疫情的沖擊,青年創作者們其實是最脆弱的,他們做電影的決心需要保護。” “為青年導演當監制,也是在做產業升級,產業升級就是這樣一部電影一部電影做起來。對產業升級的推動,我肯定不是一個人在戰斗,行業里有很多有識之士,我也有很多朋友,大家都想做些事情,幫助行業走出低谷。”張昭說。 樂視至暗時堅守,天亮后離開 2018年3月,張昭公開了一封內部信,宣布原來的樂視影業獲融創中國及其他股東10億增資后,大股東變為融創,原屬于樂視控股的股權逐步以轉讓、拍賣等方式被處理,這標志著張昭帶著整個公司正式與樂視剝離。 兩個月后,一篇名為《張昭:掙脫樂視,走出至暗時刻》的文章在電影人們的朋友圈里刷屏。在那篇文章里,張昭講述了2017年4月18日深夜,對他有知遇之恩的賈躍亭在樂視影業樓下待了很久,他想拿走影業的最后一筆錢,數目是3億,用以抵押樂視的債務缺口。 上述文章顯示,賈躍亭堅持要見張昭,張昭沒有出現。在熄滅了60多個煙頭后,張昭決定,“還是得借”。借款流程是賈躍亭與孫宏斌的融創協商,賈躍亭承諾在4月24日將這筆錢如數歸還,可賈躍亭在孫宏斌和張昭面前失信了。 陷入危機的樂視體系拖累樂視影業的那一年時間,張昭形容為“至暗時刻”。幸虧經營樂視影業時,張昭嚴格的風險控制,再加上新股東孫宏斌的力挺,讓樂視影業避免了與樂視體系一同崩塌的命運。 張昭與孫宏斌合影,場景為2018年樂創文娛發布會圖片來源毎經資料圖庫 此后,樂視影業更名為樂創文娛,融入地產王國融創的大版圖中,張昭為樂創文娛規劃了線上影視與線下文旅聯動的“蝴蝶矩陣”。而在公司平穩經營一年多后,2019年6月,張昭突然辭職,接任樂創文娛CEO的是孫宏斌的大兒子孫喆一。 至暗時堅守,天亮后離開,張昭的選擇讓人琢磨不透。 “當時大家的確不知道,現在我可以回過頭來說這段選擇了。”張昭對每經記者表示,“處在我那個位置上,就要對很多人負責。融創和樂視做了資本交接后,過渡期很重要,所以他們叫我守夜人也好,叫啥都沒所謂,我肯定要對這段過渡期負責。” 張藝謀和時任樂創文娛董事長、CEO的張昭 那時候,張藝謀的《影》還沒上映,《熊出沒6》也在制作中。這些作品都是張昭在樂視影業時開發的,為了對創作者負責,張昭也斷然不能立即離開。 “再有當然是對團隊負責,跟了我很多年的創業團隊,我不能自己先做自己的選擇,要讓他們先做選擇。”張昭連說了三次“負責”,“先盡責任,再圖發展。所以最后那兩年,就是個責任問題。那么這些責任基本都盡到后該做什么?到了放棄的時候就一定要快一點放棄。” 再上一次別離,是他離開了一手打造的光線影業。光線影業和樂視影業都沒有實現他最初寄予厚望的獨立上市。在轉身離開后,公司所享受的鮮花與榮光也不再屬于曾經的領袖。 “熊出沒”系列是張昭打造品牌化、系列化影片的最好案例圖片來源燈塔專業版 “你要說惋惜有沒有?當然有,我干一件事都是全情投入的,而且都希望它能在自己手上開花、結果,還能遍地都是。”張昭坦言,“但應該這么想,每個階段我都把為產業做得貢獻最大化了。” “老實說,每一次平臺或資本,都給我很多回饋,方方面面的。但現在電影產業里的資本還是第一代資本,我這樣一個做產業的人,對它們的作用一定是階段性的。”張昭告訴每經記者。 用互聯網為電影導流,推動品牌化、系列化影片,目標受眾精準化、聚焦青年觀眾……種種理念都是張昭在不同平臺從業時留下的,這也是他一直推崇的產業升級——像迪士尼一樣做電影。對不同的資方而言,張昭的去留總有時,可對產業而言,這些實踐和經驗卻留下了注腳。 “娛樂”與“快樂”一字之差,本質之別 1996年,張昭結束美國留學后回國,他第一份職業本是一名電影導演而不是產業人。在美國就讀電影制作專業時,他拍攝的短片《木與詞》獲得了學生奧斯卡獎。 “過去我是立志要造車的,回來一看發現根本沒有路,那你造一跑車干嘛呢?”張昭這樣闡釋他從創作者轉為產業人的原因。 那時候,中國電影市場還非常弱小,2000年,張昭來北京的第一年,當時的年度電影票房才8.6億元。2006年張昭開始做光線影業,年度總票房約20億元,到2011年創辦樂視影業時,票房數字已翻了五倍到達100億元,2019年飆升至642億元。 “步子太快了”,一路走來,張昭感慨。尤其是在2010年之后,資本涌入,影視公司迎來上市潮。雖然全年影片產量只從2010年的526部增長到2019年的616部,但這期間票房增幅卻超過500%。 樂創文娛從2011年成立以來,參與投資發行的影片。截至2019年6月24日,在張昭的帶領下,樂創文娛先后通過旗下公司參與的影片有66部,合計票房高達130.08億元。 “資本進進出出,都忙于推高票房炒股價,股價高了就趕緊溜。這20年發展得太快了,但產業要一步步地積累,高速發展勢必需要‘補課’。前幾年我也做了一些產業升級的實踐,把依賴單片票房的盈利模式變為品牌化的模式,就像迪士尼和漫威,本質上是輕資產,最值錢的就是它們的知識產權、它們的品牌。” 張昭自嘲,人已不在樂視了但還總給“熊出沒”打廣告,這是樂視影業和華強方特當年合作開發的,從一部影片衍生成系列、再衍生成品牌,在他心目中,這確實是一個電影品牌化的先例。 印象中,張昭還是一名互聯網與電影融合的旗手。 2011年,賈躍亭向張昭拋出橄欖枝,當年的《失戀33天》大獲成功,讓張昭意識到,電影產業必須通過互聯網平臺與消費者聯動,但光線已無法滿足他在互聯網上的嘗試。 執掌樂視影業期間,陸川和張昭有一場關于電影可否先在互聯網點映的爭執。2015年樂視影業出品電影《消失的兇手》,張昭想讓這部影片在100萬臺樂視電視上率先點播,為影片上映前的營銷造勢。陸川急了,“先是膠片電影沒了,轉數字拍攝了,現在又是電影的首發在互聯網電視而不在電影院了。雖然咱們是好朋友,但你要是這么做,我就在你辦公室靜坐、拉橫幅。” 與《囧媽》轉戰互聯網的情形如出一轍,當初影院和院線也劇烈反彈,采取了“撤映”、“退票”等強勢的抵制方式。迫于壓力,《消失的兇手》在超級電視里的播放宣告取消。 “陸川現在見到我,還說那個話。”而張昭也依然堅持自己當初的觀點,“對互聯網,大家不要拒絕,不要怕。” 《囧媽》在電影院點映時,張昭也去看了,很多人猜豆瓣評分至少7、8分,因為都看哭了。可最后轉到網上,反響就比較差了。 “為什么呢?邏輯很簡單,電影院是一個創造共情的場所,120分鐘黑著燈、音效視效沖擊,觀眾產生與人物與主題的情感連接。而網上看這個故事,周圍亮著燈、旁邊一堆人,手機一響我就退出,想哭也哭不出來。網上看電影只提供‘娛樂’,電影院才能提供‘快樂’。” “多一個觀影場景,對內容來講不是壞事。你要品牌的沉浸、情感的共鳴,手機絕對做不到。而且就算是流媒體,也不可能消化這么多的電影成本,不會都轉到網上的。”張昭認為。 “通過問我的選擇,其實你問了為什么電影不會死” 一場疫情,捅破了票房增速放緩、影視公司凈利潤下滑的窗戶紙,甚至讓本就風雨搖擺的電影產業幾乎直面“生死”。更為嚴峻的是,當下不只是電影業面臨困難,整體的經濟形勢都不容樂觀。曾經被資本青睞的影視產業,還可以再次吸引資本的回眸嗎? “我覺得這個階段就別想了。”張昭斷言,“正視危機,拋棄幻想!花小錢調整商業模式,盤活行業里存量的這些錢。其實做電影、調整模式這件事真的不需要太多的錢,‘窮則思變’,慢慢做、耐心做,做出樣板、做出增長來。資本不是慈善家,當你調整完了,價值資本自然會來。” 目前,各大影視公司手中都有不少大片壓著,現在面臨著無法確定的定檔時間和鎖死的業績報告時間點,壓力的確大。 張昭直言:“到底需要多少時間來消化這些存貨,消化會不會造成一些投資的損失,我覺得還很難說”。 “我聽到電影人們都很‘喪’,但哪個行業現在不難?咱們做電影的首先要自救,別等著別人來拯救,電影要做強者,不要做嬌娥,要自強才能強。” 回顧張昭的成長,是“精英主義”的經歷,其父親是中國第一代核潛艇研究專家,考大學時他不顧父母反對,報考了軍藝導演系,被父親知道后硬是給拽回復旦讀計算機。張昭在復旦念哲學系碩士時,張藝謀帶著還未上映的《紅高粱》來到復旦大禮堂,想看看復旦學生的觀后反響。臺上,唱起了“喝了咱的酒啊,見了皇帝不磕頭”;臺下,張昭熱血沸騰,少年時趴門縫看越南黑白電影的感動再次被喚醒。 給少年張昭留下心靈震撼的越南電影《森林之火》圖片來源貓眼專業版 后來,張昭去紐約大學攻讀哲學博士,糾結再三,還是把專業改成了電影制片。人生不過大夢一場,他還是遵從自己的內心,選擇電影夢。 “我接受過那么多采訪,還第一次有人問我這個問題。”當每經記者提起他的精英主義教育背景,為什么對這個尚處于混沌狀態、準入門檻也不高的電影行業情有獨鐘時,張昭停頓了一會。 “我覺得通過問我的選擇,其實你問了為什么電影不會死。我們這群人把電影這個事兒看得至高無上,因為我們都曾被電影深深影響過,希望電影人能一代代做下去,讓我的孩子也能捕捉到電影的價值。”張昭說。
          張昭 中國電影 小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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