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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體育館,戰“疫”的“第二戰場” | 觀察

          每日經濟新聞 2020-02-08 00:14:38

          就在三個多月前,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在武漢舉行,作為主場館之一的洪山體育館,見證了中國八一男籃的多場勝利,而今化身醫院,它又加入了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疫”當中。

          每經記者|楊棄非    每經編輯|楊歡

          洪山體育館方艙醫院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2月5日晚,作為武漢首批方艙醫院之一的洪山體育館,開始接收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所謂方艙醫院,是可移動醫療空間的一種,具有緊急救治、外科處置、臨床檢驗等多種功能。

          就在三個多月前,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在武漢舉行,作為主場館之一的洪山體育館,見證了中國八一男籃的多場勝利,而今化身醫院,它又加入了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疫”當中。

          這里,連軸準備了2天、設置約700床位,迎接第一批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輕癥患者入住。面對難以解決的床位緊缺問題,患者在此將被妥善隔離,開放式空間也便于護理效率的提高。

          公開信息顯示,除洪山體育館外,武漢體育中心、武漢體育館、武漢全民健身中心、武鋼體育中心、華僑城小學體育館、黃陂一中體育館以及大花山戶外運動中心均被納入方艙醫院改造當中。

          “聚光燈”關閉,“無影燈”亮起,在與病毒的殊死搏斗中,方艙醫院的設立,使體育場館成為醫院之外的“第二戰場”。

          避險、隔離、救治

          洪山體育館方艙醫院外,工人搬運物資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看到方艙醫院的照片,德陽人楊明安的思緒一下回到了11年前。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發生后,德陽綿竹市的體育場曾被騰出用作傷員避難和簡單醫治的場所。“所有運動器械、看臺座椅全被撤走,取而代之的是病床、從附近學校中搬來的桌椅以及簡易的物資儲藏處,完全找不到體育館的痕跡。”

          作為志愿者的楊明安沒想到,那個他熟悉的體育場能夠改造成如此面貌。

          體育館用于應急避難,在當時的國內尚不多見。許多專家的共識是,自2003年非典爆發后,中國的城市應急治理體系才真正開始建立。應急避難場所的設置,正是支撐城市在應急狀況下得以迅速反應的“基石”。

          2006年4月起施行的《城市規劃編制辦法》,首次將“建立綜合防災體系的原則和建設方針”列入城市規劃編制內容。到2008年,上海市政府原則同意《上海市中心城應急避難場所布局規劃》;2009年,《北京中心城地震及應急避難場所(室外)規劃綱要》問世。

          現有研究認為,在應急避難場所中,體育場館建設量大、覆蓋面積廣,是一種很好的開敞空間,且具有周邊交通便利、體量較大、空間劃分靈活、配套設施全面等特點,應被納入城市應急避難系統。

          根據體育總局發布的《中國群眾體育發展報告(2018)》,到2017年,全國共有體育場地超過195.7萬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達1.66平方米。體育館成為了災害中緊缺資源下的市場選擇。

          面對突如其來的城市危機,不少人談起日本作為地震多發國家的應急措施——無論是臺風來襲還是地震肆虐,受災群眾總會第一時間聚集到當地學校的體育館中。它們常常有較高的抗震等級,配備應急物資齊全,能夠解決在余震等次生災害中的大部分避險需求。

          一位曾在日本經歷暴雨災害的網友分享了其在日本避難所的見聞。在政府指定的避難所——

          一所當地小學的體育館中,穿著橙色制服的工作人員忙著處理各項事務。避難所中已經準備好了室內鞋、整齊鋪著單人床尺寸的綠色泡沫墊子和咖啡色毯子,旁邊是一張張長木凳。進入避難所的人需要統一登記,可以自由領取瓶裝水和面包等補給品。

          早在“5·12”汶川大地震期間,體育館已率先發揮出應急避險作用。除余震發生后便于逃生外,不少從廢墟中被搶救出的傷員亦被安置于此,他們不僅能夠得到統一的治療,也會有專人安排集中消毒防疫,避免交叉感染和“大災后有大疫”的情形出現。

          應急場所的難題

          洪山體育館方艙醫院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如今,幾乎所有城市均將當地的體育場館納入應急避險場所中。

          2017年,當時的住建部和發改委制定并發布了《城市社區應急避難場所建設標準》,按照社區人口數的標準將應急避難場所建設規模分成基礎、一般、綜合三類。

          其中,具備綜合設施配置的應急避難場所,可安置受助人員30天以上,并配備應急停車場、停機坪、洗浴設施、通風設施和功能介紹設施。改建公園或體育場館,能最快速高效滿足此類需求。

          但據中國科學院大學中丹學院的李玟玟等人研究,中國應急避難場所存在“重建設,輕宣傳”“重體量,輕標準”“重指標,輕實效”等問題。

          在其統計研究的338個城市中,203個公布了應急避難場所數量信息,其中僅64個公布了級別。此外,維護和管理缺失,專業人員數量和能力水平有限,均限制了應急避難場所效果的發揮。

          對于體育場館這樣的大型應急避難場所,粗放式的管理模式也造成了其他問題。

          2011年,舉世矚目的東日本大地震爆發。《紐約時報》曾走訪大船渡市的61個主要位于學校體育館和公共體育場的避難所,發現停電的困擾、雪天的寒冷和歷經多日已所剩不多的食物,成為他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數據顯示,在熊本地震“災害關聯死”的211人中,有95人是因為在避難所或車中避難時,環境惡劣去世。

          有研究者建議,在體育館進行應急避難場所更新時,可以引入綜合防災的思路,

          即主管體育場館規劃與建設部門與城市規劃、市政、園林、教育、文物等部門攜手一到,共同規劃。

          此外,針對體育場館本身,除了配備必要的硬軟件設施外,設置帳篷區也是一種可行之策。

          日本登山家野口健在總結熊本地震時,亦倡議設立帳篷避難所。他曾在2015年尼泊爾地震時向當地捐贈帳篷,得到了很好的反響,究其原因,帳篷避難所不僅能保護個人隱私,還能減少犯罪。一家人共用一頂帳篷,獨立空間能夠大大減少心理障礙。

          事實上,在當下體育場館保障應急速度的同時,如何提升居住和救治質量、減少應急帶來的陰影,仍是各個城市需要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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