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開放經濟試驗區，“由內到外”全面開放的沖鋒號

每經編輯 余淼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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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余淼杰

每經編輯 楊歡

編者按

2015年，國務院印發《關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成為我國新時期開放型經濟建設的頂層規劃和“施工路線圖”。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既是順應我國發展階段歷史性變化的內在需要，是應對外部環境深刻變化的客觀需要，也是破除諸多體制性障礙的需要。

在頂層藍圖繪就之后，帶動的新一輪開放擲地有聲。2016年，經黨中央、國務院同意，商務部、發展改革委會同有關部門出臺了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試驗工作方案，選擇在濟南市、浦東新區等12個地區開展為期兩年左右的綜合試點。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余淼杰認為，與自貿試驗區相比，開放經濟試驗區的體量更大。通常而言，自貿試驗區強調在一個大城市的某一地區先行試點，成熟一片再考慮擴大規模發展另一片，但開放經濟試驗區的手筆更大，力度更猛。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實際上，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集結號早在兩年前就已吹響，那就是目前在全國十二個試點地區，緊鑼密鼓進行著的，開放經濟新體制的試驗。

在開放中改革，在改革中開放

如果說，經濟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那么中國的開放又何嘗不是？過去四十年，我國的對外開放可以說是經歷了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的三波發展。第一波可謂始于八十年代的四個經濟特區；八十年代中期，又擴展到14個沿海港口開放城市、經濟三角洲、邊境開放城市。其時，開放城市已在沿海城市連成一條線了，這是開放的第二波。開放的第三波則是在鄧小平同志南巡后，各地特別是中部各省省會或重要城市所建立的高新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等各類園區。其實，那時各地如何開放、開放的尺度多大都是在邊走邊干、邊干邊學的。

自然，這并非中國開放故事的全部。進入新世紀，中國的開放之路走得更快更遠。就在中國“入世”的前夜，中國又設立了出口加工區，強調“境內關外”，大力發展加工貿易。自2013年起又設立了上海等1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對出口加工區模式更是全面升級更新：雖說同樣是強調“境內關外”，但著力點其實是在貿易便利化和負面清單模式上。

順便插一句，坊間通常認為“負面清單”模式是舶來品，其實“法無限制即可為”的做法與中國傳統哲學是直出一脈的。如馮友蘭先生指出的，中國哲學多強調“負”的論證。比如，《道德經》通篇找不出對“道”的正面描述，但作者卻清楚地指出什么不是“道”。這種論證和今天我們強調的“負面清單”模式何其類似。

兩年前，國家開放戰略又有了新布局，中央出臺了《關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并于2016年選取十二個城市地區作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試點單位，試驗期兩年，旨在探索一條全面開放的全新之路，強調開放與改革水乳交融，力求做到在開放中改革，在改革中開放。

國務院汪洋副總理對這項工作高度重視，事實上已把它當成是自貿試驗區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推進。在組織上強調頂層設計，具體由商務部、發改委牽頭，責成十二個試點地區在做足“規定動作”的同時，因地制宜，多做出成功案例，以便為以后在全國全面鋪開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同時，也委托第三方機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對兩部委統籌工作和十二個試點地區試驗做獨立評估。筆者也有幸擔任評估組執行組長參與其中，見證了這場歷史性的改革。

誰在書寫歷史?

那么，誰在書寫歷史？哪些地區被幸運地選中成為首批試點試驗地區？不同于以前的東部沿海地區先行先試，這次是東南西北中，大家一起上。但中央在地區選取上，看似無心插柳，實則獨到匠心。

首先，山東作為全國三大經濟大省，目前的經濟體量已跟東盟十國的領頭羊-印度尼西亞可以媲美，所以濟南作為唯一的副省級城市入選。其次，沿海沿邊城市仍是選區的重點，北有遼寧大連、南有福建漳州。廣西的防城港因與越南最大的經濟特區僅一水之隔，也被選中，其意不點自明：希望防城港能探索出一條沿海沿邊有特色的開放之路。

此外，五大城市群作為國家城鎮化戰略發展的重點，也是開放試點的排頭兵。五大城市群中，在京津冀城市群選中河北唐山；在長三角城市群選中上海浦東、江蘇蘇州；在珠三角城市群選中廣東東莞；在長江中游城市群選中武漢城市圈、南昌；在成渝城市群選中重慶兩江新區。最后，西安和咸陽的西咸新區作為西部城市的代表，也被列入。

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新在哪？

那么，與原來的出口加工區或者是自貿試驗區相比，開放性經濟新體制的試點試驗新在哪？具體負責試點統籌管理工作的商務部政研室沈丹陽主任認為，不同于自貿試驗區開放所強調的“由外到內”，通過由對外開放來推動對內改革，開放性經濟新體制地區的改革可謂是內外聯動，是“由內到外”。

事實上，與自貿試驗區相比，開放經濟試驗區的體量更大。通常而言，自貿試驗區強調在一個大城市的某一地區先行試點，成熟一片再考慮擴大規模發展另一片，但開放經濟試驗區的手筆更大，力度更猛：像濟南、南昌這樣的省會城市都是全覆蓋試點。筆者認為，這樣做的好處，可以有效地避免部分改革—比如金融開放試點--在小范圍內試點難以成效的不足。事實上，原先的上海自貿區開放試點已經取得明顯成績，但因試點面積過小、經濟規模不夠，許多金融方面的試點經驗不見得可以在其他地方復制和推廣。

如國務院的指導文件中所強調的，開放經濟試驗區的開放精髓在于“四新六探索”。開放經濟試驗區目標就是要建立“四新”：建立市場配置資源新機制、形成經濟運行管理新模式、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形成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這四個方面實際上是相互相承的。就是既要發揮市場的主導作用，但同時也要有政府統籌引導。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一個都不能少。目標是形成全方面高層次開放，已達到提升國家經濟競爭力，在國際合作中力求共贏互惠。

那么，又怎么做到這“四新”呢？關鍵是要做好六個探索：探索形成開放型經濟運行管理新模式、探索園區協同開放新機制、探索國際投資合作新方式、探索質量效益導向型外貿促進新體系、探索金融服務開放型經濟新舉措、以及探索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這里面其實要做好六個關鍵詞：管理、貿易、金融、投資、產品質量和園區發展。

當然，凡事大多知易行難，這兩年來十二個試點地區在六個方面的探索中到底有什么可圈可點？取得哪些可復制可推廣的成績，又面臨什么挑戰？會不會有理論實踐兩張皮的情況？我們拭目以待。

余淼杰

知名經濟學家，青年長江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北大博雅特聘教授，中國研究國際聯盟秘書長，國家杰青基金得主，全球經濟管理類前1%高引論文經濟學家。

主要研究領域：國際貿易和中國經濟發展，在國內外頂級和一流期刊上發表論文近百篇，出版經濟學專著、教材、時評隨筆九部。

獲獎情況：發表論文曾被英國皇家經濟學會評為年度最佳論文，并獲英國皇家經濟學會獎，是首位獨立獲得該獎的華人經濟學家。曾先后四次獲得全國國際貿易研究最高獎—安子介國際貿易研究獎、發展經濟學最高獎—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獎、胡繩經濟學研究獎、劉詩白經濟學獎、第七屆吳玉章人文社科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