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1.5億剩余勞動力毫無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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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乃醒（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近日，《參考消息》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中國經濟距‘劉易斯拐點’還有十年”為題，轉載了英國《金融時報》網站7月27日題為“中國人口紅利尚有空間”的報道。該報道引用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中的主要觀點，認為“一直到2020年，中國會繼續受益于勞動力供給過剩。估計目前過剩勞動力在1.5億范圍內，預計2020年會降至3000萬人左右。”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的全文，筆者沒有看到，但既然文中提到了“劉易斯拐點”，想必過剩勞動力是指農村。

但中國農村目前真的還有1.5億剩余勞動力嗎？值得討論，因為它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制定，以及金融改革、提高勞動生產率等方面的政策走向。

2011年末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中的比重略遜于城鎮，為48.73%，總數為65656萬人。全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100283萬人，若按同比例計算，農村勞動年齡人口數約為4.8億。在這4.8億勞動年齡人口中，已有2.5億左右進入城鎮務工經商。這2.5億是農村勞動人口的中堅力量，年齡分布大約在20~45歲，其中過半數受過初中或高中教育。

如此算來，農村還有勞動年齡人口約2.3億。這2.3億是出不去的，不能看作是農村剩余勞動力。

首先，中國有1.8億畝以糧食作物為主的耕地，在耕作機械化不斷發展的條件下，以每個勞動力負擔15畝土地計算，就至少需要1億勞動力。

其次，各種經濟作物如林業、茶業、水果、蔬菜、花卉等，所需要的勞動力也不會少于1億。

再次，農村還有一定數量的鄉鎮企業，個體工商戶，以及季節性的服務業等，這些方面的從事人員，都沒有計入進城務工經商的數量之內。

最后，我國農村6億多人口，假定平均按6口之家計算，至少有1億戶。在農村收入漸好，以及外出務工經商收入漸高的情況下，有些家庭主婦就不一定外出了。

還有，在農村適齡勞動人口中，還有在校學生，以及喪失勞動能力的病、殘、弱等，至少有2000萬人。

僅從以上不完全統計中，我們就可以看出，農村已經沒有剩余勞動力了。

報告中提到“劉易斯拐點”。這一學說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劉易斯在“二元經濟”理論中提出來的。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非農產業比重逐步上升，從而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當農村剩余勞動力基本轉移完畢時，就會出現拐點，人們把這種現象稱為“劉易斯拐點”。以此我們可以看出，其內容是很豐富的。但就拐點本身而言，有兩個特征是比較明顯的。其一，“劉易斯拐點”是整個社會勞動力市場供應平衡的臨界點；其二，由于勞動力供應緊張，從而導致勞動力價格大幅度上升。

以上這兩個特征目前在我國非常顯著。假定不是這樣，而如報告所說農村真的還有1.5億剩余勞動力，那么就不會出現企業招工難的問題，也就不會出現工資過快上漲的問題。1.5億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所占農村全部勞動力的比重不低，絕對數量也不小，大體相當于我國本世紀初的轉移水平。在我國加入WTO時，農村進城務工經商的，大體上是1億多，以后的十年中又轉移了余下的一半。那時由于勞動力供應充足，就業競爭比較激烈，工資難以上升。正是由于勞動力成本較低，抵消了其它要素價格的上升的影響，所以國際競爭力強，出口暢銷，企業擴張很快，利潤率較高，企業的日子很好過。

現在，我國勞動力供應短缺已經擴展到農村。農村養殖業，塑料大棚，茶葉生產等勞動力缺口都很大。

對“劉易斯拐點”的兩大特征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又不作農村勞動力分布的具體分析，只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中國進行年度經濟磋商后”，在報告中得出的結論。真不知道這樣磋商的根據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