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專家李昌平：糧食安全真正威脅來自制度性出錯

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金微 發自北京    

每經記者 金微 發自北京

李昌平，中國鄉村建設規劃設計院院長，有17年鄉鎮工作經驗，曾上書原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反映所在地農村面臨的突出問題，2002年出版專著《我向總理說實話》，系三農問題著名學者。

7月9日，就今年部分地區夏糧收購中暴露出來的“白條”、“拒收”、“私收”等問題，李昌平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的專訪。他認為，保障我國的糧食安全，關鍵還是在于制度。

現行收儲體制限制了競爭

NBD：在今年夏糧的收購中，我們調查了解到各地基層糧站存在一些亂象，比如一些糧站已私有化承包給了個人，但仍打著國家糧管所的名義收糧，給農民的卻是白條；有些糧站雖然是歸地方糧食局管，但沒有獲得中儲糧的收儲資格，缺乏資金經營困難。你如何看當今糧食收儲系統存在的問題？

李昌平：這些問題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個別地方才有。現在地方糧食收購主要是兩塊：一塊是國儲，一塊是地方糧食部門。地方糧管所只是收儲一部分糧食，當他們有足夠的業務來養活糧站人員時，這些關系比較順暢。但如果資金不足，地方糧管所沒有生意，他只能去干私活，比如幫面粉廠收糧食等。即使是國儲糧食，他們也有自己的利益小團體，也可能會偷偷干私活。從上世紀80年代到現在，從有市場以來都是這樣。國家在糧食系統每年會虧很多錢，而農民利益未必得到保障。

NBD：關于糧價，今年河南等地糧價普遍是每斤1元左右，國家托市收購價對市場刺激作用不明顯，各地糧價漲不起來，農民賣糧的積極性不高，以你個人的觀察來看，這是為什么？

李昌平：當糧食過剩的時候，譬如今年，實際收購價是不會高于“保護價 ”的；當糧食短缺的時候，在“保護價”的引導下，實際的收購價就是“保護價”。小農太多，沒有議價權，更無定價權。另一方面，國家在糧食收儲上一直有“主渠道”收購，難以形成激烈的競爭收購局面，價錢當然漲不起來。這就是自上世紀90年以來，糧食收儲價格只上漲了約6倍，生產資料價格卻上漲了數十倍的原由。

應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

NBD：關于糧食收購，如果完全市場化，農民可以從糧價上漲中獲得好處，但外資也可能進一步控制我國糧食。如果不市場化，受損的又會是農民。如何既保證糧食安全又能讓農民受益，這一矛盾如何解開？

李昌平：如果糧食市場充分市場競爭，糧價會漲得很快。農民會從漲價中得到好處，但市場調控會很困難，市民也會受到一些損害。現在的糧食收儲體制好處是有利于調控市場，不利之處是國家在糧儲方面虧損難免，而且農民利益也得不到保障。

中國糧食市場和收儲系統的問題，主要還是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不高。如果農民組織化程度高，既可以接受政府訂單生產糧食，又可以替國家收儲和加工糧食，會帶來很多好處：一是有利于糧食生產能力的可持續性；二是有利于農民追求整個糧食產業收益，保證農民收入穩定增長；三是有利于政府低成本儲存糧食；四是有利于糧食價格穩定。

日本和韓國的農會都收儲并加工糧食，政府給農會訂單和錢，他們建立了從生產、倉儲、加工到運輸的一個體系，主體是農會。日本委托農協收儲稻谷的價格相當于每斤12元，是我們的10倍。稻谷的收購價高，但日本市場大米的價格并不高，這等于國家再次對市民進行補貼，以保護大米產業。

現在中國沒有農民儲備糧食，是因為沒有倉庫。另外，農民沒有組織，如果像過去集體經濟時，就不需要這么多國儲，現在關鍵的問題是農民組織發育不起來，我們也沒有研究農民儲備糧食的問題。現在需要在商品糧基地促進農民組織建設。我一直主張保留糧食主產區農民的“糧食定購任務”，就是國家下達農民的訂單，政府再委托農民組織收儲和加工。

低糧價是內需不足病根

NBD：你如何看糧食儲備對糧食安全的影響，如何看當前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

李昌平：首先，我們的糧食安全問題不是生產能力不足的問題，我們當前的生產能力是充足的。糧食安全的真正威脅可能來自制度性出錯，例如種子產業被外國控制或被少數大公司控制；或收儲等物流體系被外資或少數公司控制；或某種肥料完全依賴某國的供給；或水資源和水利體系危機；或定價權被少數國家和公司控制。涉及到上述各個方面的制度需要突出國家的主導權。

現在很多地方的種子越來越依賴雜交種和轉基因種子，這樣的“種子”如果在生產過程中出現系統性的技術錯誤和大規模自然災害，就會導致大面積的絕收或缺種撂荒。另外，像中國的鉀肥70%依賴進口，如果鉀肥像鐵礦石一樣被少數國家和公司控制，也會導致危機。

NBD：現在糧價處于計劃時代，而農資處于市場時代，種糧不賺錢，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不高，如何進一步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

李昌平：最近25年，“種子”價格暴漲了數十倍，肥料、農藥、柴油、除草劑等也大都是如此，可商品糧價格只漲了6倍左右。糧價越低，農民和農民工的工資就越低，絕大多數國民的消費能力就越低，內需也越不足，出口也就越多，我們對國外市場的依賴性越大，我們所謂的出口優勢很大程度上就是壓低糧價的結果。如果我們以犧牲農民和農民工利益來維護所謂的出口比較優勢，內需不足只會越來越嚴重。

日本提高糧價，不僅能保護糧食產業，保護農民利益，另一方面還可保證糧食充足的供應，抑制通脹。很多人說通脹是因為糧價漲、百價漲，但事實上從1988年以來，每次通脹都表現為其他物價大漲，糧價卻沒漲多少。中國要抑制通脹，我認為關鍵在于提高糧價。只有提高糧價，農產品供給狀況才會改變——由擔心短缺轉向擔心過剩，這時也就沒有人去囤積居奇了，通脹就可以大大緩解。從長遠看，我們維持現在的低糧價，對農民和農業制度都是一個很大的傷害。中國應該主動提高糧價，只有提高糧價，農民和農民工收入才能漲起來，內需才能擴大，輸入性通脹才會得到根本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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