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媒看四川丨成都種糧“尖子生”，一年能掙多少錢？

近年來，隨著種糧成本攀升，如何保障農民種糧收益，調動種糧農民的積極性成為我國“三農”領域的熱點話題。與此同時，各類種糧致富的勵志故事，總能引發網友廣泛關注，屢登各類平臺熱搜。過去5年，四川糧食產量站穩700億斤臺階，彰顯了新時代更高水平“天府糧倉”的硬實力。那么，種糧究竟掙不掙錢？當下要怎樣種糧才能掙上錢？記者采訪了四川成都市5位高級農業職業經理人，聽聽走上規模種糧路10多年的他們怎么說。

一說規模：多少畝最合適？

“500畝，既能攤薄農機成本，又能實現精細管理，是最適合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崇州市農業職業經理人協會會長、家庭農場主王茂君一語中的。他結合自身經驗解釋，在300畝左右時，農戶自主配置農機并不劃算，往往需要依賴社會化服務，這會壓縮利潤空間，年收入通常在10萬元左右；到500畝規模時，可實現農機自主配置（插秧機、收割機等），年收入能上20萬元，對家庭經營而言是合適的。當然，這個答案并非固定不變，機械化水平是影響規模的關鍵變量。對此，他有切身體會。

時間回溯到2013年，王茂君在本村流轉200多畝田開始嘗試規模種糧。“那時，栽秧就要雇80多人，一天工錢近萬元，人工成本占去一半，年底一算賬，凈利潤才3萬元。”王茂君回憶。不過，在農機購置補貼等政策支持下，他這些年陸續添置了插秧機、收割機等農機，人工需求驟減，管理能力大幅提升。“以前插秧，200多畝田要上百人忙半個月，現在500畝4個人一周搞定！”

同樣在崇州，種糧大戶梁志超則以“農業公司+家庭農場”模式，探索規模化種糧的最優解。他從2013年底開始在隆興鎮嘗試規模種糧，從800畝起步逐年擴產，2020年后將規模穩定在3000畝。他曾嘗試過3500畝，發現人員和機械調度跟不上，單產下降10%，反而不劃算。梁志超分析，目前的規模和配套的設施讓他年營收超千萬元，秘訣在于規模效應既壓低了農資成本，又盡可能釋放了農機的使用效率。

57歲的張加文經營著崇州佳家家庭農場，一家四口打理1000畝土地，規模種糧已超十年，不盲目擴產是他的堅持。如今一年毛利60多萬元，“比打工強！”他不擴產的原因很實際：“再多就要雇人，工錢和管理成本可能抵消收益，而現有規模靠自家人力結合機械化正好合適。”

成都邛崍市牟禮鎮開元村的種植戶黃祥，與妻子共同管理著4000畝土地，這是他摸索出的“有效管理上限”。2012年至2013年，借著規模化種植補貼政策，他從最初幾十畝蔬菜種植轉向糧食種植，先嘗試200畝自種，后憑借規模化種植和機械化升級逐步擴展，如今4000畝土地雖分布在不同鎮村，但實現了統一流程管理。

二說經營：怎么才能多掙錢？

“種糧掙錢，一半在田里，一半在賬上。”梁志超的辦公室墻上貼著兩張表：一張是成本核算表，細化到每畝地種子、化肥、機械的支出；一張是市場行情表，標注著周邊米廠、糧庫的收購價。“每一筆都要算清楚，才知道錢從哪來，往哪去。”

成本控制是盈利的第一道保障，需從源頭筑牢。梁志超有個習慣：買農資付現金。“現金采購肥料，每噸能便宜200元；一次性買100噸種子，每公斤能省5元。”他一年要用400噸肥料、20噸種子，單這兩項就能省10多萬元。

協同發展則為經營添力，讓個體力量匯聚成集體優勢。崇州市農業職業經理人協會成立以來，60%會員參與集體采購，使農藥、化肥成本降低10%；銷售時統一談判，讓水稻每斤多賣2.5分，500畝地年增收益2.5萬元。“我們還幫會員解決福壽螺防治、用水矛盾等問題，協調烘干房氣價降0.2元/方，這些服務都轉化成了實實在在的收益。”成都市高級農業職業經理人、崇州市農業職業經理人協會秘書長宋丹介紹。作為崇州“種糧圈”里巾幗不讓須眉的代表，宋丹種糧1200畝。

銷售端的精準發力，是從“種得好”到“賣得好”的關鍵一躍。王茂君在品種選擇上不盲目跟風，只挑米廠認可的優質品種，“吉鄉2115”每斤1.45元，比普通稻高0.15元，每畝多收150元；他還依據土壤特性搭配作物，沙土地種小麥、黏土地種水稻，讓土地產出最大化。

訂單農業讓種糧人心里更有底。張加文每年與米廠簽訂單，優質稻收購價高于市場價5%，提前鎖定了銷路和價格。去年小麥市場價波動劇烈，他的訂單糧比散戶多賣8萬元。黃祥更是直言務必“先找好買家再下種”。

銷售時機的把控更能放大收益。黃祥深諳市場規律，去年水稻價跌時，他先賣一半付租金，剩余糧食存入倉庫，等兩個月價格回升0.1元/斤再出售，4000畝地因此多掙8萬元。此外，黃祥還建了育秧工廠和烘干中心，除了自用，還向周邊提供育秧、插秧服務6000畝左右、烘干8000噸。“服務一年又能多掙50多萬元。”黃祥說。

三說風險：如何拉上安全網？

“種糧就像走鋼絲，沒有風險意識可不行。”王茂君的手機里存著密密麻麻的氣象預警記錄。“今年暴雨前收到預警，提前排水沒受損失，這就是主動防災的重要性。”提起這次“避坑”成功，王茂君有幾分得意。

氣象信息的精準獲取和快速響應，是主動防災的關鍵，可謂第一道防線。崇州市農業職業經理人協會與氣象局深度合作，提供每周常規氣象信息和極端天氣預警服務。如今，協會會員的手機上都加入了預警群實時接收通知，“一看預報就知道該提前干啥，這比靠老經驗碰運氣靠譜多了！”

農業保險是第二道防線。“去年高溫減產，保險賠了8萬元。”王茂君告訴記者。張加文也是農業保險的忠實用戶。他算得清楚：每畝保費30元，個人僅需承擔10元，遇災卻能賠付約80%的生產成本。他親歷過冰雹災害導致30畝小麥絕收，最終保險賠付2萬元，挽回了一些損失。梁志超則更為周全，除了政府補貼的政策性保險，他還額外購買了商業性意外險。“雇人干活，最怕出事，”他坦言，“尤其是年齡大的幫工，這份保險（覆蓋70歲以上）讓我心里踏實不少。”保險，成為他們面對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時最直接的經濟緩沖墊。

政策則是最后一道防線。政府的各項支農惠農政策，構成了長期穩定的基礎保障。王茂君仔細計算過各項補貼：除了中央財政的稻谷補貼和省級財政的規模種糧補貼，成都市級財政還有糧食規模生產獎補政策（小麥、水稻各約200元/畝）、社保補貼約5000元/年等，這相當于給種糧大戶心里托了底。

黃祥則更看重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對糧食安全高度重視釋放的政策紅利：“土地流轉越來越規范，連片種植方便大型機械作業；高標準農田建設配套了溝渠，抗旱排澇能力大大增強。這些基礎設施的改善，本身就是對風險的長期防控。”

當風險來臨時，統一信息、團結面對在應對中價值得到凸顯。去年福壽螺泛濫，協會牽頭請專家指導，統一采購藥劑，比散戶單獨防治成本降低30%。宋丹說，協會還在推動建立風險基金，“哪家遇大災，大家幫一把，這就是組織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