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吸二手煙，咋就這么難？

前段時間，網友曝光某知名歌手在餐廳手持香煙，涉嫌違反當地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煙規定，公共場所吸煙問題再度引發關注。

一縷在公共空間“游走”的二手煙，化作“沉默的暴力”，不僅讓不吸煙者成為健康的“被動犧牲品”，也折射出公共健康與個人空間權利之間的艱難博弈。

周末去餐廳吃飯，剛坐下就聞到刺鼻煙味；想在樓道里躲個清閑，卻被煙味“追著跑”；去景區想呼吸新鮮空氣，卻和嗆人的煙霧“迎面撞上”……公共場所二手煙問題屢屢“吵”上熱搜，已到了必須正視的時刻。

這不僅是嗅覺侵擾，更是對公眾健康的無聲“霸凌”。喜不喜歡煙味或許是主觀選擇，不少煙民把它當享受；但在公共場合吸煙，早已超出個人“嗅覺偏好”的范疇，它更像是一個“健康刺客”。研究顯示，在戶外無風條件下，二手煙的擴散范圍可達15米；若有風助力，甚至會影響25米以內的人群。另有數據表明，長期接觸二手煙，孕婦所懷胎兒畸形發生率將上升2.5倍。此外，公共場所吸煙行為往往與消防安全隱患如影隨形。

健康“霸凌”的背后，更是對城市文明面貌的污染。把別人的肺當成“移動煙灰缸”，顯然是不文明的。事實上，在全國文明城市評選中，公共場所禁煙已被列為重要考核指標。一座城市硬件建設得再好，若隨處可見“游煙”彌漫，也會讓城市形象大打折扣。

更大的“污染”，則是輿論場中的“硝煙彌漫”。網絡上圍繞公共場所禁煙的討論常因意見不一沖上熱搜；現實中，對“游煙”勇敢說“不”的人，有時反被視作“多事”。當文明共識難以凝聚，一些年輕人更易在煙霧中迷失方向——錯把不文明當“自由”，將正義提醒當作“多管閑事”。

二手煙，為何屢禁不止？

事實上，我國多地已出臺地方性控煙法規，推出不少具體舉措。有“史上最嚴控煙令”之稱的《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明確規定，公共場所、工作場所的室內區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內禁止吸煙。今年3月中旬起，上海率先推進室外“游煙”治理。

然而街頭巷尾依然“煙火繚繞”。公共場所控煙執法主體模糊、部分煙民抵觸、旁觀者不愿出面勸阻等因素，讓二手煙治理陷入“雷聲大、雨點小”的困境。想投訴卻找不到渠道，成為掐滅公共場合煙頭的“第一關”。

屢禁不止的背后，還存在法律之外的三重“缺失”。

吸煙無“門”，空間設計缺失堵住“最后一平米”。當前城市規劃與建筑設計中，未將吸煙區作為必要公共設施進行人性化、標準化設置。吸煙室不是數量偏少，就是位置偏僻。空間的缺失與不便成為現實痛點，不體面的隨處吸煙行為便隨之產生。

“只堵不疏”，前置引導與教育缺位冷了人心。在一些人看來，吸煙也是一種社交方式。若僅靠禁止、罰款、排斥等手段，容易激發逆反心理，使吸煙行為從“公共空間治理問題”異化為“心理對抗游戲”。

“公私不分”，把隨處吸煙誤解為個人自由。不少人將公共場所視同“自家客廳”，認為吸煙屬個人權利。這種觀念的偏差，實質是公共意識的缺失，模糊了公私邊界，無形中侵占了公共資源，將個人便利置于公眾福祉之上。

要治理二手煙，不能僅靠“禁”與“罰”，更需要系統化、精細化、富有人文關懷的治理探索。

首先要明確，無煙社會不等于完全禁煙的社會，而應是吸煙者與非吸煙者互不干擾、彼此尊重、和諧共處的社會。

立法趨于完善，文明才有更清晰的尺度。雖然全國性控煙條例尚未出臺，但《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等文件已明確規定“室內公共場所禁止吸煙”。然而在具體執行中，樓道、電梯、美食街等控煙難點區域仍然存在執法主體不清、處罰標準與流程模糊等問題，導致有法難執。因此，有必要加快推進全國統一的公共場所控煙立法，建立統一標準，消除地區差異，真正把二手煙關進法律的籠子。同時，應設立便捷的舉報渠道，定期公開執法數據，引入社會監督，形成全民參與的控煙合力。

法律若有“遲到”，文明應是心中的準繩。2023年深圳推出“別抽啦”控煙小程序，整合了匿名舉報、志愿者服務和戒煙支持等功能，激發了市民主動監督、自覺參與的熱情，讓控煙變成全民參與。這類探索增強了公共意識，潛移默化地提升了公眾對空間秩序的責任感。當文明意識成為更高尺度，吸煙者會更愿意在非吸煙區主動掐滅煙頭，不吸煙者也更敢于禮貌勸阻。這些都說明，治理二手煙不僅是法律問題，更是一場關乎人心與文明的持久戰。

給予吸煙者適當空間，也是文明的刻度。保障公眾免受二手煙困擾是文明的底線，而關注吸煙者的現實需求，則體現了務實的智慧。我們應當盡快補上開放環境中的控煙漏洞，設置更多便利、規范的專屬吸煙區，變“圍堵”為“疏導”，讓吸煙者“有處可去”。除了室內指定區域外，在開放性場所也可以通過特殊顏色的垃圾桶、醒目標識等方式，劃定室外吸煙區，增強吸煙行為的“邊界感”。

社會的文明程度，從來不是通過“一刀切”地排除“不完美”來體現，而是取決于它能否有效容納并疏導復雜的現實矛盾。只有兼顧各方合理訴求，才能實現吸煙者“有處可吸、有禮可守”， 不吸煙者“有權拒絕、維權有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