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10日，勝利的消息已提前在重慶傳開。當天，燥熱的空氣中驟然炸開一聲驚雷——捷報通過電波傳遍長街！那一夜，無數中國人喜極而泣，整座山城也沸騰了。
▲豐子愷創作的贈友人的《勝利之夜》
當時，正置身在這人海洪流中的中國現代漫畫事業的先驅豐子愷，以一幅《勝利之夜》定格了戰亂之后的動人場面。畫中，明亮溫暖的燈光下，橘黃色的小貓蹲坐一側，幼小的孩童被男人高高舉起，高興不已，一旁的婦人也滿面笑容和小姑娘齊齊望向孩童，四人其樂融融……
烽火散盡后，一個小家的團圓
2025年8月15日的午后，北京一寓所內，81歲的宋菲君指向一幅畫作，眼底泛起淚光。畫中暖黃的燈火暈染開來，年輕的父親背對觀者，將幼子高高托向天際；母親依偎在側，唇角漾著溫柔的漣漪，身旁的小女孩仰首凝望，眸中盛滿懵懂的喜悅；一只花貓蜷伏于光影交界處，尾尖輕晃，仿佛在細聽人間久違的歡騰。畫幅左側，一行小字如時光的注腳——“日本投降后三日”。
這幅珍貴的畫作的原件如今收藏在了建川博物館，被評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凝固的正是獲悉抗戰勝利消息的重慶街頭。而畫中那個被舉向星空的孩童，正是宋菲君——國畫大師豐子愷的長外孫。
“畫里男人是我的祖父，托起的是我大表哥宋菲君，他是豐家二女兒之子，1942年生，當時不過三四歲模樣。”豐子愷之孫豐立星向記者娓娓道來，“旁邊的小姑娘，或許是鄰家玩伴，也可能是祖父最疼愛的幼女。他總愛看孩子們嬉鬧，畫紙便成了記錄童真的相框。”
“那些年啊，街坊的孩子常在豐家院子跑進跑出，這畫里的團圓，何嘗不是烽火散盡后，千萬個中國家庭的縮影？”豐立星嗓音微頓，笑意里溢出懷念。
豐立星，是豐子愷二兒子豐元草的兒子，出生于1977年。他告訴記者，盡管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正式宣布投降，但捷報早在8月10日便通過電臺與政府渠道傳至重慶。10日當晚，豐子愷便創作了一張描繪勝利之夜的畫，有意思的是，當時畫中人物是一位穿著軍裝的軍人，他也舉著一個孩子，以藝術定格歷史性狂喜。
▲8月10日當晚，豐子愷創作的勝利之夜系列畫
“爺爺豐子愷常對同一題材進行多幅創作，建川博物館的那幅畫，落款抗戰勝利三日后（8月12日），是送給朋友新吾先生的作品。”豐立星說。
這個勝利之夜，中國人等得太久
《勝利之夜》這看似溫馨而普通的畫面，最特殊之處就是題字中的“日本投降”這幾個字，這個家庭的歡樂場景，定格的正是中國人民迎接勝利的狂喜時刻。自1931年開始，中國人的勝利之夜，已等得太久！
通過畫作，人們似乎看到了1945年8月10日那個激動人心的夜晚。
當日本投降的消息通過電波刺破長街，整座山城沸騰了：千家萬戶的窗欞里爆出金蛇狂舞的鞭炮，小什字街頭的盲眼乞丐拋下竹杖，踩著翻倒的水果攤嘶吼狂跳。素不相識的人們在霓虹與火把交織的流光中相擁而泣，餐館老板砸開店門呼喊“隨便吃！不要錢！”，碗碟碰撞聲淹沒在銅鑼、臉盆、鈴鐺匯成的金鐵交響里，連嘉陵江的波濤都卷著“勝利了！”的吶喊奔向天際。
豐子愷也和其他人一樣，談論應該如何慶祝勝利。素來好酒的豐子愷，此刻更成為友人鄰舍關注的焦點——一位平素謙恭的友人試探著詢問是否可到豐子愷家中討一杯酒，共慶勝利。豐子愷聞言朗聲大笑，慨然應允：“此酒珍藏多年，正待此時！”他當即引眾人歸家，鄭重捧出兩瓶塵封已久的茅臺佳釀。那一夜，斗室之中酒香氤氳，故交新友舉杯相慶，笑聲與熱淚交織，直至后半夜兩點，友人才在微醺的月色中依依話別。
后來，豐子愷在《狂歡之夜》一文中記錄了當時的心情：“我想起了八年前被毀的緣緣堂，想起了八年前倉皇出走的情景，想起了八年前生死離別的親友，想起了一群漢奸的下場，想起了慘敗的日本的命運，想起了奇跡般地勝利了的中國的前途……我差不多沒有睡覺，一覺起來，歡迎千古未有的光明白日。”其實那一夜，豐子愷畫了很多畫，盡情描繪勝利場景，《勝利之夜》是其中一幅。
“（勝利之夜）整個畫面洋溢著一種非常溫馨的中華家庭團聚的幸福，趕走了日本人，我們才能過上這樣安詳、安寧、幸福的，有兒有女的，開著燈的祥和日子。”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說，“這幅畫反映了豐子愷先生抗戰勝利的喜悅心情，是我們大家的心情，也是我們民族的心情。”
劫波渡盡創傷未愈，但生命蓬勃希望已然破土
▲豐子愷和他的寵物阿咪
1937年11月下旬，日本人采取迂回戰術突然襲擊豐子愷故鄉石門鎮，倉促之際，豐子愷領著家族老弱婦孺十多人，帶著兩卷鋪蓋，開始了輾轉多地的流離生活。在漂泊過程中，豐子愷創作了一系列抗戰漫畫大樹畫冊，描繪華夏大地上的觸目驚心。據家人統計，豐子愷畫過的抗日戰爭的漫畫目前發現有420多幅，豐子愷的抗戰決心曾經用漫畫的十個字配文表現了出來——“寧做流浪漢，不當亡國奴”。
豐立星還有另一個身份，豐子愷美育館館長，這也是中國第一個以美育命名的藝術場館。“人生不同階段，不同時期觀看他的作品時，領悟感覺都有所不同。”作為館長，豐立星坦言，到目前為止，他也不能完全理解爺爺的所有畫作。
豐立星回憶，自己從記事起，便開始關注爺爺的畫作。然而直到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重新審視時，那些曾被忽略的深意才如星火般驟然點亮。早年，他只讀懂了畫面的表層敘事——抗戰勝利后的舉家歡慶，大人懷抱著嬰孩歡呼雀躍。可多年后凝神細觀，畫中一盞微弱的燈火竟如此灼目。它并非明亮奪目，卻在藝術家精妙的處理下成為視覺的錨點，無聲訴說著烽煙散盡后“天亮了”的隱喻。這束光，是撕裂長夜的第一縷晨曦，是生活重建的序曲，更是民族在廢墟之上倔強重生的宣言。
畫家特意將懷抱孩童的男人置于畫面核心，婦女身側依偎著幼女，絕非偶然。孩童的意象在此升華為雙重象征：他們是血脈延續的薪火，更是國家未來的脊梁。戰爭的終結，意味著被硝煙遮蔽的童年重獲生長的權利——他們終將走向學堂，在未受摧殘的陽光下長成新生的林莽。這幅家庭圖景，實則是民族命運的縮影：劫波渡盡，生命依然蓬勃；創傷未愈，希望已然破土。
在采訪中，豐立星提到一個小插曲。從抗戰開始，豐子愷帶領家中的男女老少從浙江逃亡至重慶，不過當時豐立星的父親和姑姑認為，那是他們兒時最快樂的時光。從他們的話語中，豐立星能看出當年爺爺努力使他們避免受到戰爭的摧殘，一路呵護他們到達重慶。
▲宋菲君（左）和豐立星（右）
三千公里顛沛流離，豐子愷的布衫日漸襤褸，脊背卻始終挺直如松。他教孩子在彈坑旁寫生，用炭筆記錄殘荷倔強的莖稈；他將幼女綁在背上跋涉，哼唱的江南小調蓋過槍聲。“大樹被砍伐，生機并不絕。春來怒抽條，氣象何蓬勃！”正如豐子愷所言，豐立星覺得，爺爺在骨子里對國家的未來充滿了期待，相信中華兒女、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內在的激情和精神，終將化作一個民族春來怒抽的新枝。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