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王曙光：著力解決法人治理結構和投融資體制問題，是化解債務的深層次思路

每經記者｜張宏    每經編輯｜馬子卿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培育中國特色金融文化是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的必然要求。銀行業如何發展特色金融文化？如何更好地服務縣域經濟？在縣域競爭中，大中小銀行優勢互補的堵點在哪里？如何解釋金融倫理與經濟學中效用最大化假說的關系？如何培育耐心資本？

對于以上問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了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王曙光。王曙光教授是國內最早開創金融倫理學研究的學者，同時提倡新舊動能的柔性轉換，對地方債務化解也有獨到的見解。在本次專訪中，王曙光也談及了未來可能成為經濟增長新引擎的產業、房地產轉型發展等問題。他認為，在化解債務的同時，著力解決法人治理結構問題和投融資體制的深層問題，是化解債務的深層次思路。

房地產仍是多元經濟增長引擎之一，養老地產、文化地產等有很大發展空間

NBD：你曾撰文指出要增強中國經濟韌性，強調了新舊動能的“柔性轉換”，其中“柔性轉換”該如何理解？

王曙光：北方很多地區傳統重工業較為發達，產業轉型難度較大。如果以單純削減重工產業和產能的方式降低能耗、污染，將對當地經濟和民生產生消極影響，包括稅收減少等，進而影響財政狀況。

盡管這些產業存在一定的產能過剩、傳統產能占比過高、碳排放高等問題，但我們不應忽視其對我國未來競爭力和制造業能力的重要性。例如，珠海航空展上展示的產品，其背后依托的正是我國強大的鋼鐵生產能力和綜合工業制造能力。簡單削減鋼鐵等重工業產業和產能，可能使民生和財政壓力增大。

在產業轉型過程中，我們應強調“柔性轉換”，即通過提高行業技術水平和裝備能力，逐步實現減排和生態友好，而不是簡單地削減產業。我國在經濟增長動能轉換的過程中，不同地區實施動能轉換的機制和方式不同，形成了“彈性體系”和“剛性體系”兩種不同的轉型模式。

一些地區執行一種“剛性”的政策，希望把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制造業統統去掉，這將極大地影響當地經濟增長、就業和民生，這種剛性的政策機制不可取；而“彈性”的制度體系強調系統性的、漸進性的制度安排，在解決動能轉換和產業結構轉型的過程中照顧到技術創新的漸進性、民生就業和新舊轉換的過渡性政策措施，注重新增長點的培育，注重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使動能轉換過程自然而然地進行。

“先立后破”就是在總結比較“彈性模式”和“剛性模式”利弊的基礎上，提出的更具操作性、更具可持續性的政策措施。目前這樣一個經濟增長動能轉換和產業結構轉型的攻堅期和過渡期，在新動能和新產業的“立”還沒有完全到位之前，先不要急于“破”傳統產業，新舊之間的過渡要“軟”、要“柔”，不要“硬”、不要“剛”，要銜接自然，而不要強力轉換。

NBD：未來哪些產業可能成為經濟增長新引擎？

王曙光：當前，盡管“全球化紅利”仍有深化的空間，但傳統的增長時代已經過去。我國現在正轉向以內循環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這是人口規模較大的國家的發展必然趨勢，即主要依靠內需驅動，以國內需求的增長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輔以出口增長。

我國正處于一個真正的轉型時期，需要以“壯士斷腕”的精神和決心，著力發展新興產業，哪怕這意味著要承擔一定的社會代價，也要推進產業結構的升級、推進經濟發展動能的轉換，當然在這個過程中要盡力降低社會風險、保障民生。這一轉型關鍵時期大約為3年到5年，最多不超過8年。我國的產業體系要從低附加值、初級產品體系轉變為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的高附加值體系，從而在全球價值鏈、供應鏈和產業鏈中占據高端位置。

新動能的發展領域包括新能源、智能制造、光伏、電池技術、產業智能化、3D打印、裝備制造業以及先進裝備制造業等新興產業，同時也包括航空航天、低空經濟、無人駕駛汽車等。這個發展方向是堅定不移的，必須推進，即使需要付出一定的轉型成本。

我國的目標是從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轉變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強國，從工業大國轉變為工業強國，特別要在尖端工業領域發力。我們要有緊迫感，盡快完成這一增長模式和產業結構的轉換。

NBD：你認為一個成熟的經濟體，經濟增長的動能應該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還會出現房地產一條產業鏈帶動大部分經濟增長的情況嗎？

王曙光：原先，我國的經濟增長引擎相對單一，未來經濟增長將趨向多元化。而房地產行業仍在其中，我們不應忽視其發展，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轉型，房地產未來還有很多轉型空間。養老地產、科技地產、文化地產等其他類型的地產仍有很大發展空間，未來房地產的問題將不再是簡單地尋找居住地。數字化、智能化的轉型以及互聯網技術的不斷應用，房地產開發行業將迎來新的機遇。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和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商業地產、住宅地產以及養老地產等細分領域可能具有投資潛力。房地產的產業形態將發生深刻變化。

除了房地產之外，我們還需要培育那些真正能拉動經濟增長的新興產業。這些產業應具有更長的產業鏈、更大的拉動效率和更高的成熟度，形成多元化的經濟增長動能。我國產業的智能化、數字化趨勢方興未艾，將為所有產業，包括傳統產業，帶來轉型和發展的歷史機遇。有一些新興的產業，比如低空經濟，正在悄然崛起，成為萬億級別的產業，我們需要在產業政策和法律層面為這些新興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好的條件和保障。

將地方投融資平臺轉變為由多元化資本構成的企業，實現長遠盈利

NBD：實現新舊動能轉換，除了政策的激勵，還需要資本的推動。你對地方債這類資本如何看待？有人將地方債看作“洪水猛獸”，你認同這個觀點嗎？

王曙光：當前，我國面臨的三大風險包括中小銀行風險、地方債務風險以及房地產風險，這些風險相互聯動且相互疊加。地方債務風險，既與中小銀行緊密相關，也與房地產市場的發展休戚相關。近兩年來，房地產市場預計將實現“軟著陸”，隨著中小銀行風險的逐步調整和處置，地方債務的化解壓力也相應減小。

我們要認識到，地方債務在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重要作用。債務比例較高的地區多是欠發達地區，地方債務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當地的基礎設施。這些地方用地方債，在10年或者是20年時間內，解決了200年的問題。而地方基礎設施并非作為地方私人物品僅由地方受益，全國各地都將受益，這是為中國發展提供的公共物品，因此地方債問題在理論上也應該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解決，形成合力。

近期，我們對地方債務的處理思路發生了重大轉變。中央實際上在釋放一個信號，即與地方共同承擔債務，積極化解債務問題。這不僅包括債務的化解，還可能通過調整央地關系，使中央承擔更多的事權，這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方向。

財政部近期宣布，從2024年開始，我國將連續五年從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中每年安排8000億元，專門用于化債，累計可置換隱性債務4萬億元。再加上這次批準的6萬億元債務限額，直接增加地方化債資源10萬億元。這個力度是很大的，對解決地方債問題肯定會起到決定性作用。

關鍵是我們的化債觀念和思路發生了深刻變化。以前強調“誰的孩子誰抱走”，現在強調央地合力，強調中央地方財政體制的完善。財政部近期公布的化債思路轉變。一是從過去的應急處置向現在的主動化解轉變，二是從點狀式排雷向整體性除險轉變，三是從隱性債、法定債“雙軌”管理向全部債務規范透明管理轉變，四是從側重于防風險向防風險、促發展并重轉變。

此外，我們還是要在“發展”的過程中去化債，而不是為了化解存量的債務去“單純化債”。其中關鍵問題是調整央地財政關系。這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

一是“拓財源”，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穩步下劃地方，完善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和抵扣鏈條，優化共享稅分享比例；二是“強激勵”，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清理規范專項轉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提升市縣財力同事權相匹配程度；三是“管好債”，合理擴大專項債券支持范圍，適當擴大用作資本金的領域、規模、比例；四是“優事權”，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

NBD：一方面是“化債”，另一方面是長遠發展，如何提高地方融資平臺的盈利能力呢？

王曙光：“化債”只是一個方面，根本上還需要解決地方投融資體制的問題，確保未來的投資具有效率。雖然認可城投對公共基礎設施的巨大貢獻，但城投也不能虧損，需要提高效率，實現盈利和可持續發展。這背后的邏輯是要轉變地方投融資體制，低谷期實際上是體制轉換的最佳時期。地方投融資平臺是產生地方債的主要來源，其問題在于法人治理結構和產權結構不合理。

首先，各地的地方投資平臺需要經歷產權結構和治理結構的重大轉變，在化解債務的同時，改變股權結構。引入多元化資本分擔現有債務，同時按承擔債務的比例分配股權，實現股權結構的多元化，從而將地方投融資平臺轉變為由多元化資本構成的混合所有制企業。

其次，要組建一個真正多元化的董事會，實現多元化決策，建立科學的決策機制和法人治理結構。非政府部門的董事會成員將關注其投資的風險，更關注回報。這樣就會慢慢改變其運行體制。

在化解債務的同時，著力解決法人治理結構問題和投融資體制的深層問題，這是化解債務的深層次思路。地方政府的投資平臺將投資于高科技、天使投資、大數據、云計算和生態友好型企業，而且這些投資都將是長期的“耐心資本”。合肥、深圳等地的政府投資模式，正在向這個方向發展，這是一個很好的趨勢。

基礎設施建設已完成，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的時代已經過去，地方政府將轉向成為未來中國高科技的耐心投資者。

對于“效用最大化”的假設要進行反思，“短期理性”在長期并不理性

NBD：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更好發揮政府投資基金作用，發展耐心資本。如何培育“耐心資本”呢？

王曙光：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耐心資本”，核心在于引導大型機構資金更多地投入國家的戰略性產業中。

耐心資本的培育需要借助兩個層面的合力。一是在宏觀層面，需要構建激勵框架，包括制定相應的鼓勵措施和約束性條款，以促進資本向戰略性產業流動；二是在微觀層面，應確保這些機構能夠從耐心投資中獲得長期穩定的收益。

NBD：如何確保在長期主義的投資理念下獲得收益？

王曙光：首先要提升投資能力，同時應在投資結構中尋求均衡，并探索多樣化的投資手段，例如尋求更專業機構的幫助來解決技術性難題。

此外，對于耐心資本，由于其主要投資于國家戰略性行業、新興行業和高科技行業，國家應對這類投資保持一定的錯誤容忍度，因為投資并非總是能夠精確無誤。有一定的容忍度，對純粹的技術性問題的追責采取寬容的態度，這是培養耐心資本的重要方法。近期中央鼓勵央企對高科技行業進行長期投資，使之成為推動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這里面關鍵的是要有一個好的激勵機制，好的容錯機制，鼓勵他們成為耐心資本。

當然，在投資過程中，投資機構應利用各種金融工具來降低風險，包括抵押擔保、保險工具、期貨工具和對賭協議等。要形成多元主體的、完備的“耐心資本投資體系”。耐心資本所面臨的風險與金融市場的完善程度密切相關，市場的完善程度越高，投資風險越低。

NBD：西方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提到，人們在經濟活動中均以利己為動機，以獲得最大的效益。你認為理性人假設與金融倫理有無矛盾？兩者是什么關系？

王曙光：在討論金融倫理前，首先要解決怎么界定“理性人”的問題。經濟學教學中通常從人是自私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觀點出發，企業同樣以效益最大化為目標。

效用最大化一般意義上是正確的，但效用分為短期效用和長期效用。因此，對于西方經濟學中“效用最大化”的假設需要進行反思。“理性人假設”并不等同于短期理性，從長期角度來看，“短期理性”可能并不理性。

實際上，作為經濟學基本假說，中國的“義利觀”相較于西方經濟學的“效用最大化”假說更為合理。儒家經濟倫理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見利思義”，這是一個底線原則，也是一個消極原則；第二個層次是“義以生利”，這是一個更高的經濟倫理原則，是一個更為積極的原則。“義以生利”的觀點，從現代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也是有很深刻的合理性的。

例如，一個銀行如果模范地履行其社會責任，在促進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增進性別平等、促進社區發展和民族文化多樣性以及扶持弱勢群體等方面做得很優秀，它必然贏得巨大的社會聲譽，這種社會聲譽對于銀行而言就是一筆巨大的難以替代的“社會資本”，它贏得了社會的廣泛信任，因而其客戶美譽度和信任度就會大幅提升，從而會贏得大量的商業機會和利潤。

當前各類商業銀行業務逐漸趨同，縣域金融競爭激烈

NBD：銀行業如何發展特色金融文化？我國傳統文化能催生出哪些金融特色？

王曙光：金融本質上是一個制度體系，作為社會的上層建筑，它與人類行為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金融與一個國家的文化、歷史和心理特征緊密相連，并不是一個全球通用的標準化體系。構建金融文化應當結合本國的文化傳統，尤其是與本地的地方文化和歷史資源相結合。

不同地區的銀行雖然都從事銀行業務，但在運作體系、企業文化和金融文化上存在顯著差異。以內蒙古呼倫貝爾市鄂溫克旗的一家村鎮銀行為例，該銀行將當地民族文化融入其金融服務之中，例如為客戶提供奶茶等，以此增強了牧民的親切感。盡管該銀行位于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且經濟條件相對落后，但其在當地的運營非常成功，是利用地方歷史文化資源、具有特色的牧民文化的典型案例。

此外，銀行應將當地文化融入其產品設計和流程之中。例如，服務于牧民的銀行在產品設計時需要考慮到牧民的具體需求，這與服務于城市工商業者的金融產品有所不同。

去年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要把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同當代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努力把握新時代金融發展規律，持續推進我國金融事業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奮力開拓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

“兩個結合”的關鍵，是如何發掘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并將之運用于當下金融業的實踐中。要在金融系統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持誠實守信、以義取利、穩健審慎、守正創新、依法合規。這都能從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獲得大量的啟發。

NBD：記者在調研中了解到，在一些區域，大行由于缺少對當地文化、企業歷史、環境的深入了解，使得其區域性發展相比于城商行受到掣肘。你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王曙光：這是普遍存在的問題。大行雖然有科技優勢、資本規模優勢，并且能夠吸引高學歷人才，但在本地化能力上存在劣勢，即對本地的滲透能力、對本地客戶資源的黏合度、獲客能力稍微弱一些。而小銀行因在當地經營時間長，對每村甚至每家每戶都有詳細檔案，能更好地利用當地文化資源，獲得客戶認同。

NBD：大中小銀行有沒有可能形成一種合力，形成嵌合體，優勢互補？

王曙光：理論上可能，但實際執行中存在困難。

我們曾考慮過讓大行在一定程度上將業務委托給小行，由大行提供資金，小行負責控制不良貸款在一定比例之內，并最終按比例分配利潤。然而，由于銀行間財務系統難以對接，最終實施效果并不佳。

因此，當前出現了大中小銀行業務逐漸趨同的局面，這迫使大行不得不在縣域鋪設網點，導致縣域金融競爭激烈，原本的“藍海”現已變成“紅海”。我認為，未來從國家層面出發，可能需要進一步探討大中小銀行如何實現合適的分工和合適的合作，既有比較清晰的分工，又能優勢互補。

NBD：縣域競爭成為“紅海”之后，未來銀行的競爭戰場還有可能怎么轉變？

王曙光：目前，金融體系的頂層由三大政策性金融機構構成，往下則是由“巨-大－中－小－微”五個層次的銀行組成的“金字塔型”銀行結構。這是一個相對均衡、相對合理的銀行業結構。五個層次間既有分工，又存在競爭關系。

然而其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在縣域，五個層次的金融機構均有布局，導致過度競爭和重復貸款，從而對信用體系造成壓力。過度競爭也導致銀行業的利潤空間正在收窄。現在，大銀行（如工農中建郵）和地方小銀行（如農村商業銀行、村鎮銀行等）之間的過度競爭，已經對地方小銀行造成了消極影響。

當前農村普惠金融的狀況與十年前相比發生了本質變化。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加劇，信息透明度不足，導致一家銀行對客戶進行信用調查的結果不會共享給其他銀行。同時，由于各行之間信息不對稱，導致幾家銀行同時給一個客戶放貸，這種重復放貸的情況也導致銀行的信貸風險加大。

這一問題不僅存在于農村地區，在城市中同樣普遍，只是在普惠業務領域較為突出，普惠業務中小客戶的小額信用貸款相對較多。因此，需要建立更高層次的協調機制，以有效解決大銀行和中小銀行之間的過度競爭問題，解決重復放貸問題，解決信用信息的共享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