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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北大博雅青年學者張丹丹:中國人力成本優勢終結了嗎?

          每日經濟新聞 2022-12-29 22:20:16

          ◎中國人力成本優勢終結了嗎?張丹丹認為:“工資上漲真的就是勞動力變貴了嗎?看它貴不貴,還要看生產的質量,中國工人的勞動生產率非常高。如果我們用另外一個指標——Unit labour costs,也就是相對生產一單位附加產值的產品的用工成本來看,中國的制造業勞動力成本相對全世界的一般水平是低的。”

          每經記者|丁舟洋    每經編輯|文多    

          今年10月,鄭州富士康大面積出現新冠感染,但當時恰逢生產旺季,工廠最離不開的就是人。企業方面多次采取“加薪招工方案”,開出“30元一小時的工作時薪,并且一天補貼400元”的豐厚報酬,這樣算下來干滿30天,能到手2萬元。于是,10萬人的招募額迅速滿員。

          到12月,疫情防控措施調整,據鄭州富士康相關官方公眾號8日消息,經過了56天的閉環管理,廠區“解除閉環”。

          如今疫情防控措施已經調整,但這次事件中的加薪招工部分,引發了一些關于中國人力資源、人力成本優勢的思考。中國制造業發展到當下,當初的勞動力紅利現在進入了什么階段?該如何理解新冠沖擊下的全球制造業變遷?

          近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就此專訪了北大博雅青年學者、北大國發院經濟學長聘副教授、教育部長江青年學者張丹丹,她長期關注中國城鄉流動,特別是大規模外來勞動力流動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除了中國,還有哪能接住富士康?

          對于鄭州甚至整個河南而言,富士康是一個“龐然大物”。

          《2020年中國對外貿易500強研究報告》顯示,2019年鄭州富士康的出口總額達到316億美元,在榜單上居首,是我國最大的外貿出口企業。

          在我國改革開放這幾十年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富士康這種勞動密集模式的經濟實體?

          在張丹丹看來,蘋果手機是一個布局全世界的產業鏈,它要滿足全世界消費者。而這種需求必須得有人去滿足,那么對應的生產怎么布局?從蘋果的角度看,它一定要布局到人口密集地區,因為組裝需要人工——畢竟現在機器還沒法完全替代人,尤其像手機這樣零件太多的產品。

          “世界上兩大人口大國,就是中國和印度。印度現在生產組織的成本還比較高,它的社會整體也沒有中國這么穩定,雖然他有一些技能很高的人,但分層太厲害。所以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勞動力在全世界的優勢是無可替代的。”張丹丹表示。

          智能電子制造業原來是在深圳、東莞布局,十年前富士康轉移到鄭州,為什么中國有一個內部的產業重組?因為東南沿海富起來了,生活成本高了,它的產業轉型了,就往中西部這樣的內陸地區轉移,包括重慶、成都、鄭州,都有了富士康工廠。

          再往后看,就像當年中國承接了歐美的制造業轉移,成為制造業大國。現在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像富士康這樣的制造業會不會轉移到其他國家去?

          對此,張丹丹直言:“我認為,像富士康這種大體量勞動密集型生產基地沒地兒轉。為什么沒往國外去,因為其他國家暫時還接不住。”

          “首先,東南亞接不住。已經有不少紡織制造業轉移到越南了,但都是小體量的。其次,非洲我們去看過,光是制衣類的,就得經過長達半年的培訓才能達到一個中國普通工人70%的勞動率。智能電子制造業對勞動力的要求就更高了,它只能落在中國,除非它的技術上完全被機器替代。”

          “制造業仍是中國的優勢產業,它的從業者人數在下降,但產值沒有變,也就是說它的勞動生產率其實很高。”張丹丹說,“中國制造業的機器化程度很高,現在是全世界機器人保有量第一的國家,考慮進口機器人和中國自產的機器人,中國制造業機器人的使用占全球工業機器人市場的一半多,工人與機器人的保有比例為322臺機器人/10000名工人,這個比例在2021年超過了一直具有世界領先地位的美國。所以中國的智能制造已經是全球領先了,像富士康這樣的公司,能用機器替代的,都已經替代了,但大量組裝環節目前還需要人工。”

          00后以自己舒服為主,與富士康搶人的是餓了么?

          高薪招募表一貼出,立刻滿員。但就算沒有疫情,富士康每年也會大量招工。這是一個人員流動很大的地方,一代代的年輕人于此站上流水線,又懷著復雜心情離去。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此前了解到,隨著第一批“00后”(22歲)進入勞動力市場,如今的進城務工人員已與二三十年前截然不同。

          “和我們搶人的是美團、餓了么,年輕人會覺得在那里工作,就是在外面跑來跑去,比‘關’在流水線面前自由。”富士康內部人士表示。

          張丹丹的研究中也關注到進城務工人員代際更迭前后,呈現出的天壤之別。

          “00后進城務工人員和以前很不一樣,70后是拼命掙錢回家蓋房子,現在的年輕人就比較要求舒適。”張丹丹說,“因為他們的生長環境已不像(上世紀)70年代那么艱苦了,他們大多是獨生子女,是在相對衣食無憂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所以現在制造業工廠為了吸引人,需要提高工資,提高待遇,我們去佛山制造業考察時,發現工廠里的年輕務工人員會對宿舍提出要求——比如要有卡拉OK。”

          “另一方面,00后是完全的網絡時代原住民,這也有別于80后、90后,在我們高校里也能感受到,現在的年輕人比較容易滿足,不太會和自己較勁兒。”張丹丹說,“從務工偏好來看,00后更喜歡平臺經濟,相對不愿意去工廠務工,或者傾向于做勞務派遣,這種務工方式比較靈活,干兩天不愿意就換一個”。

          張丹丹認為,對用工單位來說,這種靈活用工不利于降低成本。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過去40年中國的勞動力一直是非常有薪酬優勢的。

          雖然工資在上漲,尤其是2010年后,產生了“中國人力成本優勢已終結”的爭論。“但是我覺得,我們看到工資上漲真的就是勞動力變貴了嗎?看它貴不貴,還要看生產的質量,中國工人的勞動生產率非常高。如果我們用另外一個指標——Unit labour costs,也就是相對生產一單位附加產值的產品的用工成本來看,中國的制造業勞動力成本相對全世界的一般水平是低的。”張丹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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