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ESG概念，不能淡化企業稅收責任

每經特約評論員 鄭志剛

ESG是環境、社會責任和治理英文首字母組成的強調企業保護環境和社會責任履行的概念。如果對ESG概念進行理論溯源，它可以歸于反對“股權至上”的“利益相關者主義”。該理論強調公司董事應該向包括雇員、客戶、供應商、社區和政府共同負責，而不是僅僅向股東負責。但利益相關者主義“擴大的責任范圍”和“無法落實的責任”為有效實施帶來困難。

長期以來，利益相關者主義僅僅停留在理念階段，而無法付諸實踐。相比較而言，在利潤分配時受益順序排在最后的股東卻可以用出資入股的真金白銀為自己在股東大會上所作的最后裁決承擔相應責任。因而，各國公司法普遍規定董事應該向股東負有誠信責任，股東成為公司治理的權威，沒有嚴格履行誠信責任的董事將受到股東的集體訴訟。

那么，“ESG”概念為什么近年來大熱？至少在我看來，這一現象是資本市場、公眾輿論和公共政策制定者在尋求“最大公約數”過程中共同推動的結果。

ESG概念可謂利益相關者主義的升級版，后者此前并非公司治理領域的主流理論。在升級版中，ESG概念不再像利益相關者主義那樣太多強調雇員的責任，因為雇員有勞動法或者工會的保護；也不再太多強調客戶，因為客戶有合同法的保護。更加重要的是，無論雇員與客戶，其實只有與股東“合作”，才能實現“合作共贏”。

經過利益相關者主義升級的ESG概念，在去掉了責權無法匹配的雇員和客戶后，保留了似乎與每個人都有關系的一面，即每個人都沒有理由反對的環境和社會責任。出于對于共同興趣的尋求，當市場低迷、資本市場缺乏好的題材和元素，絕大多數人不會反對，因而ESG概念就成為合適的題材。

類似的例子是，當制度、文化與價值觀并不完全相同的兩個國家在尋求國際合作時，在有限的選項中只能是環境和公共衛生等。這就如同兩個生活在民生問題堪憂的上世紀60年代的陌生人，見面往往問候對方“吃了嗎？”而在21世紀這兩個陌生人見面就會大聊特聊“今天的天氣如何？”

在上述現實背景下，2019年美國商業圓桌會議成員180多家國際知名企業CEO共同簽署了題為“企業的目的”的文件，為新一輪利益相關者主義的興起背書。諾獎得主斯底格里茨和斯賓塞教授都為此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評論。

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發使人類命運變得息息相關，加劇了對環境保護這些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的實現訴求。我們看到，正是在資本市場、公眾輿論和政策制定等多方的共同推動下，傳統上并非公司治理主流理論的利益相關者主義，在升級后成為ESG概念。

事實上，在媒體、公眾和學術界傳播ESG的理念和實踐時，學術界依然有不同看法的學者。其中的代表之一是紐約大學商學院的Aswath Damodaran教授。在他的博客上，他對ESG概念提出了不同看法，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1）ESG評價標準不統一，不同評級機構給出的評分相關性很低；（2）質疑ESG承諾的好處；（3）質疑ESG宣傳者的動機，因為ESG的倡導者、評級機構、投資基金和顧問更可能從ESG中受益；（4）質疑ESG下的強加的道德準則。

目前，一些積極提倡ESG的相關方，試圖建立一個實現機制鏈條——一家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保護環境，將建立良好企業公眾形象，由此給企業帶來更多的回報。但從經驗上看，往往是那些盈利狀況可觀的企業，才更容易履行社會責任。因此，究竟是一家企業由于履行社會責任而樹立良好形象，最終從中獲利，還是由于企業盈利狀況允許履行更多的社會責任？甚至是一家卓越的公司，同時會關注創造利潤和社會責任履行？因而，這些實現機制鏈條至少從目前的經驗證據來看，還不夠清晰和令人信服。

在我看來，一個關于ESG的有趣的研究，也許是比較一家企業通過創造利潤納稅來間接履行社會責任與直接通過社會責任履行，哪種履行方式更有效率的問題。

其實，強調社會責任，鼓勵環境保護的ESG概念作為一種愿景與理念也許并沒有錯，甚至很棒，但它需要交給企業根據長期發展戰略與短期經營目標的平衡作出選擇，而不應成為企業類似于納稅一樣的責任。

對ESG概念的強調沒有錯，但是不能因此淡化企業稅收的責任。50多年前，芝加哥大學的弗里德曼教授曾經指出，“創造利潤才是一個企業最本質的工作”。我愿意在弗里德曼教授這句話的基礎上再加一句話，那就是，（如果一家企業確實需要履行社會責任），“增加稅收才是一個企業最大的社會責任”。

如果要求一個沒有創造利潤和繳納稅收的企業去奢談社會責任，這似乎不僅是舍本逐末，而且是緣木求魚。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金融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