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副院長樊杰：形成8~12個經濟區適應未來人才流動

每經記者 江然  余蕊均    每經編輯 楊歡

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優化國土空間布局，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和新型城鎮化。邁向“十四五”，如何更好地解決城鎮化進程中的“空間”問題，備受各方關注。

作為國家發改委“主體功能區規劃方案研制”課題組負責人，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副院長樊杰認為，中國現在雖然只有60%的城鎮化率，但從國土空間的國家尺度上看，城鎮化的基本格局相對穩定。而未來城鎮化格局的變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在空間上的選擇，特別是人才的區位選擇。

在日前舉行的“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20年會”上，樊杰分析了城市化新趨勢下不同尺度空間的應對之策。他表示，根據初步研究，未來在國家尺度上能夠形成8~12個經濟區組織形態，以此適應人才流動以及科技創新推動下的城市化過程和國土空間規劃優化過程。

他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還表示，若能有效“開源節流”，解決未來城鎮化的空間供給就不是大問題，“當然也具有挑戰”。

人才流向影響城鎮化格局

從全球多數國家的經驗看，城鎮化的空間組織是作為優化國土空間格局，實現國土空間有序開發，以及營造美麗國土的一個重要政策抓手。

“在過去將近20年的時間里，中科院圍繞主體功能區的研究確定了21個所謂城鎮化地區，現在看來一直有力引導、支撐了后來的新型城鎮化，特別是以城市群為主體的形態在空間上的合理的適應過程。”樊杰表示，主體功能區把握了城市化演變規律，做出了相應的空間匹配對策，因而具有很好的生命力。

面向“十四五”，從國土空間的國家尺度上看，雖然現在只有60%的城鎮化率，城鎮化的基本格局是相對穩定的。而未來城鎮化格局的變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在空間上選擇，特別是人才流動的區位指向。

“人才越來越對城鎮化格局產生重要的影響，我們要認知人才的區位指向將會是一個什么樣。”樊杰表示，除了“安全性”和“社會穩定”這一空間流動的基本底線，人才今后將更多傾向于選擇能夠實現自身價值的優勢區位。而這些區位不僅具有創新的活力、能力、文化，同時還有滿足人才需求的服務配套體系以及良好的生態環境。

為了適應這樣的人才集聚需求，從國家尺度來看，未來一個主要方面應該是以國家創新中心或區域創新高地，作為未來經濟區相應組織的內核，圍繞這個內核，通過城市群和都市圈，作為區域創新高地和國家創新中心的主體，同時通過省際之間的一體化過程，形成8~12個經濟區組織形態，來適應未來人才流動以及科技創新推動下的城市化過程和國土空間規劃優化過程。

與此同時，這也對國家級創新中心、區域創新高地提出了新的要求。樊杰解釋說，這些區域就應該成為打造經濟區特色優勢產業的創新源泉所在地、核心動力所在地，這就把創新鏈、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在區域層面上進行了整合，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了國土空間的一個基本保障。

“開源節流”解決人地矛盾

應對城市化出現的新趨勢，不只對國家尺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樊杰表示，在中觀尺度上，如何使城市規劃和城市總體結構能夠在推進現代化建設同時，把區域的生態環境系統有機地同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融合，共享生態環境，這是很關鍵的問題。

從微觀層面看，他特別提到城鄉雙向流動。“過去城鎮化一直是單向的過程，但對于任何一個系統，只要有生命必須是雙向的過程，必須是吐故納新的一個過程。”樊杰認為，需要創造一個機制，為“人”在不同人生階段的空間選擇提供保障。

他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還提到，我們的居住用地看似很集約節約，“容積率都恨不得提得很高”，但是在城鎮化進程中出現了很多“人進城了，但老房子不拆”的現象，“居住在兩個空間”，總體效果實際上并不節約。

新城新區開發也存在同樣的問題。一方面是建設面積增加、居住面積增加，但同時，人口總量增幅很小，“為什么呢？是中心城區的人在郊區又買了一套房，在郊區化過程中又形成了兩個居住空間。”他解釋說。

在樊杰看來，城市化進程中用地浪費是一個極其普遍且非常嚴重的現象。而這其中，最大的浪費還在于生產用地的浪費，特別是制造業生產用地。“如果算工業園區用地效率，只相當于發達國家的1/10。”

這就導致了現在的一個顯性矛盾——土地供給似乎滿足不了現在大規模的城市化，人地矛盾較為突出。樊杰認為，如果未來能集約節約用地，特別是提高產業用地產出效率，即使不增加土地，也能夠滿足城市化的空間需求。

此外，從“開源”的角度講，未來還可以在低密度的建設和高質量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一種復合空間，創意、創造、創新型的產業完全可以與生態有機融合。“只是現在我們的管理水平、生活習慣、基礎設施配套能力還不夠，一進入生態空間，很可能就破壞了。”

封面圖片來源：攝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