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責任致敬美好生活

每經記者 薛暉    每經編輯 魏文藝    

兩千多年前，中國最古老的詩歌經典——《詩經》中即已出現這樣的語句：“民亦勞止，汔可小康”。這是“小康”一詞在中國文化中第一次出現。

在西漢《禮記·禮運》中，“小康”作為一種社會模式得到了系統的闡述，成為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會的代名詞。

古文無論是“小康”還是“大同”，無非都是對于人類美好生活的夢想。

在我們的傳統文化里，早就已經給社會責任下了定義：“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居廟堂之高，要念及處江湖之遠”。

從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到房企紛紛轉型“美好生活服務商”，個中潛含一條發展的邏輯鏈，我們可以用傳統、需求、責任、圓夢四個關鍵詞素描這條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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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

“位卑未敢忘憂國”，這是古代士人的家國情懷。

而我們的民族和文化之所以薪火相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建立了民間的公益慈善機制。自古以來，相對富足的士人和商人就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在官方救濟體系之外還設立了民間社會保障機構。

宋之大儒朱熹及二程（程顥與程頤），既是理學家又是慈善家。宋朝的社倉（救濟性的糧倉）、義田（公共救濟田產）、義學（免費學校）以及后來的福利院，皆是在士人和商人共同促進下逐漸實施的。南宋基本實現了“鰥寡孤獨皆有所養”的社會保障體系。這在帝王時代是絕無僅有的，亦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座豐碑。

千百年來，士人商賈的善行義舉被刻在鄉規民約以及宗族廟堂的碑文上，再以“口碑”代代相傳，成為民族記憶的一部分，砥礪后人。

讓我們再把時針撥回到80年前的那個那戰火紛飛的年代。彼時全民抗戰，一寸山河一寸血。那是一個書生投筆從戎、商賈疏財救國的年代。1938年，一代船王盧作孚帶領民生公司全體員工組織了宜昌大撤退，40天搶運150余萬人及上百萬噸物資，此次行動被喻為中國版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時光荏苒，中華民族的航船駛入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改革春風喚醒了沉寂已久的民營經濟。創業者從田間、從工廠、從講臺、從牧場紛紛走來，他們胼手砥足，揮汗如雨、殫精竭慮，從完成豐衣足食的人生小目標到實現經國濟世的社會大理想。中國的民營企業，從星星之火到群星燦爛，從艱苦創業再到反哺社會。各類社會責任榜和慈善榜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正是企業壯大和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時代寫照。

需求

1971年，美國經濟發展委員會發表《工商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提出企業社會責任的“同心圓”模型。這一模型認為，企業的成長會從最初的生存需求衍生出社會責任感。要履行的社會責任內容劃分為內、中、外三個圓圈。

其中，“內圓”是指企業履行經濟功能的基本責任，即為投資者提供回報、為社會提供符合需要的產品、為員工提供就業、促進經濟增長。“中間圓”是指企業履行經濟功能要與社會價值觀和關注重大社會問題相結合，如保護環境、合理對待員工、回應顧客期望等。“外圓”是企業承擔的更廣泛的促進社會進步的其他無形責任，如消除社會貧困、防止城市衰敗等。

改革開放之初，政府責任包羅萬象，企業公益未嘗與聞。但在之后的十多年，尤其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社會公益、企業公民報告逐漸成為每一家規模企業的必答題。

社會責任是企業成長的必然需求。馬斯洛曾用需求層次理論來解釋為什么人生在不同成長階段會產生不同的需求變化，而企業管理學家們亦在探索企業成長與社會責任的關系。

以目前我國社會的財富分配來說，雖說貧困群體在逐漸減少，中等收入群體在崛起，但是距離社會學理論中最優的“橄欖型”社會還有不小的距離。較大的貧富差距一直是阻礙我國社會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其帶來的不僅是社會資源配置沒有達到最優、效用較低的問題，更重要的，對整個社會的穩定性也有不小的影響。而企業對社會公益活動的參與，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貧富差距，維護了社會公平。

這么多年來，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層出不窮。但萬變不離其宗，無不是在闡述社會責任形成的必然性。企業家們也漸漸懂得，只有那些能夠反哺社會的企業，才有偉大和未來可言。

責任

人類歷史上承擔社會責任的主體一直在變遷。

前國家社會，鰥寡孤獨的贍養和生活秩序的維護是靠宗族和鄰里以及傳統道德約束。而到了國家社會，政府成為最主要的組織者、立法者和執行者。無論是王權國家還是民主國家，政府都要或多或少地承擔社會公益事務。

但到了后現代社會，社會責任承擔主體正在悄然改變。一個新的接棒者脫穎而出——這就是公司。

1555年，倫敦商人從英王伊麗沙白手中得到了與莫斯科公國的貿易特許權，從而建立了近現代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莫斯科公司。

此后，公司這種現代企業開始從西方世界開枝散葉。到了20世紀，公司已遍布世界各地，且日趨繁盛，有的甚至“富可敵國”。2009年，公司為全球81%的人口提供了工作機會，創造了全球生產總值的94%。全球100大經濟體中，51個是公司，49個是國家。

強大起來的公司，開始承擔起許多昔日屬于政府份內的社會責任。如教育、醫療、扶貧、環境保護甚至救災搶險。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期間，沖鋒在救災第一線的并不是國家消防隊和政府醫療隊，而是企業和民間機構的救護隊。2008年汶川地震期間，企業和志愿者的救援隊也已前所未有地自覺擔負起專業的職責。

公司的崛起，已然淡化了社會救助行動的官民界線，企業公民已成為社會穩定的壓倉石。

企業社會責任不僅是企業成熟的個體表現，亦是社會發展的機制碩果。

圓夢

英國文豪羅素說：參差多態乃幸福之本源。

改革開放四十年，就連普通人的生活需求也不再僅限于“衣食住行”，而是向更高層面和更加豐富內容擴展。

房地產企業最初只是物質生活中最基本的“居”的提供者。而隨著公眾消費升級，房企提供的產品已不再是鋼筋水泥的房子，而成為“美好生活”服務商。

如今的房地產頭部企業，在立足本業的基礎上均開始向多元化擴張。碧桂園進軍農業和機器人產業，恒大進軍健康和體育產業，萬科進軍養老產業和教育產業，融創進軍互聯網產業，藍光甚至進軍生物醫學產業……

于是，房地產企業已經轉型為民眾生活的造夢師和圓夢人。已經從單純的物質生產者，跨界成為物質和精神的兩棲生產者。而當物質上的富足與精神上的自由融為一體之時，就向人類的終極夢想又邁出了一大步。

人類所向往的美好幸福，從一開始就不是單一內涵。我們不但向往豐衣足食，還憧憬琳瑯滿目、自由自在、和和美美、國泰民安……

美好生活不斷拓展的豐富內涵，需要企業的添磚加瓦。因而，企業的造夢師與圓夢人的角色就必然與社會責任緊密連接在一起。

所幸，已有一批高瞻遠矚的企業家開始承擔這份時代使命。他們走在企業的前列，成為時代榜樣和楷模。

而媒體作為時代的記錄者，正需要為他們的成績鼓與呼！

在這個偉大時代，讓我們攜手，承擔社會責任，致敬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