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強“互聯網＋政務”報告出爐：70個大中城市69個推出政務APP

每經編輯 蔣佩芳    

每經記者 蔣佩芳

6月14日，中山大學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中山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聯合螞蟻金服旗下支付寶發布了《“互聯網+政務”報告（2016）：移動政務的現狀與未來》（以下簡稱“報告”），首次全景式展現了“互聯網+政務”新階段移動政務的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

報告顯示：自2015年以來，“互聯網+政務”在中國獲得迅猛發展，除了政府部門自建政務APP之外，依托支付寶為代表的第三方平臺也成為"互聯網+政務服務"的主流。目前，國內70個樣本城市中有69個不同程度地通過政務APP提供“互聯網+政務”服務，而依托支付寶平臺提供政務服務的城市已經達到347個，基本覆蓋了所有地級市及以上城市。

在完成大中城市的基本覆蓋之外，“互聯網＋政務”在區域之間、城市之間、不同政務類別之間發展不平衡，以及如何進一步升級服務質量的問題值得進一步關注。

70個大中城市69個推出政務APP

報告負責人、中山大學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國家治理研究院博士鄭躍平認為，“互聯網+政務”在橫向上強調服務平臺和渠道的連接和融合，從而將政務服務更加主動便捷地提供給公眾；在縱向上強調利用最新的技術手段進行服務的改進升級，提升政務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借助“互聯網＋”思維，政務服務供給需要從被動走向主動，需要向“以公眾需求為中心”轉變。

報告調查發現，各級政府擁抱“互聯網＋政務“的意愿強烈。70個國內大中城市中，有69個城市共計推出政務App316個，分布在交通、社保、民政、旅游、公共安全等多個領域。可獲得下載量信息的政務App共261個，總下載量為2476.9萬次。

同時，全國31個省級單位的347個城市已經入駐了支付寶“城市服務”，依托支付寶的實名、身份核實和風控能力提供各種政務服務。目前支付寶政務服務已經覆蓋社會保障、交通、警務、民政、旅游類、稅務、氣象環保等7大類56項服務，累計服務市民超過1億人。

社保、警務、交通占八成流量

報告的統計顯示，在70個樣本城市自建的316個App中，交通類、綜合類、社保民政類和旅游類5類政務服務所占的比例超過60%，而新聞資訊、天氣、工商服務和文化體育4類政務APP共計只有28個，占比不足10%。

在支付寶上，社會保障類、警務類和交通類是最開放，也是支付寶政務服務用戶流量貢獻最大的三類政務服務，合計占到了八成。社會保障類是提供服務最多的政務類別，共提供了16項政務服務，占據了支付寶政務服務用戶流量的29%；提供了10項服務的警務類，則在用戶流量貢獻上位居第一，占據了用戶流量的34%；交通類共提供了15項服務，占據了25%的用戶流量。

流量越大，意味著節約的時間和辦公耗材越少，越環保。以繳納交通違法罰款為例，保守估算：一個車主通過手機繳納交通罰款最快只需要十幾秒，如果外出繳納加上排隊至少耗時30分鐘；于此同時，政務服務流程的電子化、移動化也節約了不少辦公用紙，綠色環保。

報告指出，“互聯網＋政務”已經超越了早先單純傳遞“政務信息“的范疇，需要政府用互聯網的思維方式重新審視辦事流程，挖掘企業、民眾處理政務問題時的痛點、難點。在這個過程中，開放意識較強，同時與民生相關度高、自身信息化基礎扎實的政府機構，更有動力和能力，將政務服務搬到線上完成移動政務的升級改造。

“互聯網＋政務”地域差異大

據了解，“互聯網＋政務“在區域間存在著巨大差異，東部和中部在服務數量和滲透度方面明顯高于西部和東北。在17個東部地區城市，支付寶政務服務種類平均超過15種，平均滲透系數0.91；7個中部地區城市的服務種類接近東部為14.29種，平均滲透系數為1.07甚至超過了東部。然而西部和東北部地區明顯較低：12個西部地區的平均服務種類為7.82，平均滲透系數為0.53；4個東北部地區的平均服務種類為7.75種，平均滲透系數為0.39。

同時，報告中顯示，在地級市及以上城市已經完成互聯網+政務的全面覆蓋的同時，只有7個縣級政府部門在支付寶上提供了政務服務。如何在縣城覆蓋“互聯網＋政務”，拉平市和縣之間的鴻溝，需要各個縣域積極擁抱“互聯網+“，消除地域之間的差距，讓縣域居民共享公平普惠的政務服務，這也將成為“互聯網＋政務”的重要課題和發力點。

螞蟻金服城市服務總經理劉曉捷表示，服務數量和服務深度是影響“互聯網＋政務”滲透率的核心原因。值得關注的是，西部地域因為地廣人稀，政府的信息化建設常常以省級為單位，在開展“互聯網＋政務”的過程中，西部地區通過集中接入政務服務的方式，有機會快速、高效地完成本地的“互聯網＋政務“。

報告指出，“互聯網＋政務”需要堅持開放共享的原則，從“單一碎片式”邁向“系統的一站式”的服務，與第三方平臺合作將是“互聯網＋政務”未來的趨勢。

鄭躍平表示，“互聯網＋政務發展，將取決于政府的軟硬件方面的技術能力，以及對公眾需求的精準識別；同時，也取決于政府是否能轉變思維，用更開放的心態去擁抱企業借助第三方平臺的技術和生態優勢，有助于政府降低成本，改善政務服務質量、提高服務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