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東北城鎮化率的巨大優勢緣何未能帶動民間投資

◎葉檀

在民間投資增長放緩的大背景下，近日，國務院督查組在黑龍江省進行了調研。

一個有資源、有完整鐵路線、有重工業基礎的經濟區域，經濟陷入困境，原因非常復雜。

國有體制對地方經濟曾發揮巨大推動作用，但現在某些僵化元素所積累的弊端也日益顯現。

2015年9月，黑龍江省商務廳刊發《東北經濟：傳統產業比重過高 結構怎么調？》的文章，指出遼寧省的國有經濟占比超過30%，吉林省超過40%，黑龍江省超過50%，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黑龍江省現有規模以上企業4113家，國有企業比重接近70%。

這樣的情況絕非少見：一兩個大型國有企業占據大半座城市，企業內部自己辦社會，從教育到醫療大包干，由此很難形成城市該有的社會合作分工，這也是所在城市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

東北作為工業重鎮，城鎮化水平并不低。2013年，遼寧省城鎮化率達到66.45%，接近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在全國排名第五，黑龍江和吉林城鎮化率分別為57.4%和54.2%，居全國第11位和13位。

從理論上說，經濟越發達，城鎮化水平越高；城鎮化水平越高，第三產業越發達；第三產業越發達，城市越繁榮。這本是一個基于自然循環的發展模式。遺憾的是，東北情況與上述情形并不吻合，說明東北的城鎮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國有重化工業的基礎上，城鎮化質量不夠高，分工也不完善。

如果東三省不打破企業辦社會的現象，城市想建立起完整的生態鏈就比較困難。即使某些大型企業一時無法打破，但大而全、內部什么都有的企業必須要打破，否則企業的社會功能對當地經濟發展會造成阻礙，最典型的例子就如以前只招內部職工子弟，這樣讓當地就業如何均衡發展。

雖然東三省的民營經濟已經取得較大的進展，但與東部沿海省份比，創業、創新的程度仍然不夠。

創業是個風險活，成功的幾率并不會特別高。東北的朋友計算機會成本：如果跟隨父母的腳步，基本可以順理成章進入國企，這樣還有誰愿意去民企工作；如果去創業起早摸黑從底層開始，風險高，“犧牲概率”也大。曾經有媒體報道，大慶油田職工子女被父母逼著去油田，從事一份旱澇保收的工作。這些父母把家族的命運世世代代與國企聯系到了一起。

可以對比的案例就是武鋼的轉型和員工再就業，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社會波瀾，卻沒有造成武漢經濟傷筋動骨，這應該歸功于武漢經濟多元化、韌性強。

東三省民營經濟也有一定的發展，但寄生在傳統國企身上的比較多，這些企業除少數制藥等行業外，大多沒有形成完整的產業鏈。

黑龍江省民間投資的規模穩步擴大，非公經濟占經濟總量比重從2010年的48%提高到2015年的52.6%。其中，2015年黑龍江省非公經濟實現增加值同比增長7.3%，增幅高于地區生產總值1.6個百分點。但多數民企吊在國企的脖子上，沒有自己的獨立意志。

長春的一汽很強，但它周邊的汽車產業鏈與民間投資興旺的長三角相比，無論是產業鏈的成熟還是完善的程度，顯然都還有較大差距。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俄邊境連片的秋葉林、滑雪勝地、俄羅斯文化等元素要放在珠三角，那服務業還不得跟烈火烹油似的，能夠解決多少人的就業問題。

很可惜，東北很多富有特色的文化并沒能彰顯出來。筆者到哈爾濱曾去了一家著名的餐廳，發現俄餐確實不夠地道。一些林業城市轉型林業深加工，但缺乏高品味的城市規劃，突兀的高樓大廈使綠色森林氣息大打折扣。現在一提到東北文化，能給人深刻印象的似乎只有鐵嶺二人轉，東北文化上的衰落令人遺憾。

有些受訪的民間企業家向國務院督查組反映，招商引資時被奉為座上賓，項目投產后，地方政府承諾的條件不兌現，“新官不理舊賬”問題較突出。企業將之形象地描述為“JQK”：先勾我們進來，圈塊地給我們，然后再尅我們，再嚴重一點，就是招商引資關門打狗。

地方政府如果沒有長期的制度信用，承諾的東西或者不符合制度而不得不取消，或者政府換一任官員改一個規劃，就會讓政府信用成為當地官員短期行為的犧牲品。

新華社曾連續推出“聚焦東北經濟病灶”系列報道，文中曾提到東北人喜歡用“熊瞎子掰苞米”來形容顧此失彼的短視行為，而這恰恰是一些地方政府產業發展方式的真實寫照。一些地方規劃成百上千億規模的產業如“走馬燈”般說換就換。例如吉林省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10年換了7個發展思路，從“133”產業發展格局、“135”發展戰略到“三三九五”工作思路、“1263”工作思路、“1345”工作思路等。

幾年前紛紛上馬的光伏、動漫等產業，如今在東北已經難覓蹤跡，一些被寄予厚望的大項目也遭遇擱淺。這讓一些企業家和貸款的銀行哭都找不到地方哭。如果不能建立起法治市場的觀念，不能建立起碼的信用，而地方的政策又朝令夕改的話，市場經濟當然很難發展得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