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小鵬：“安倍經濟學”一地雞毛 三大問題鑄成敗局

上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推遲原定的第二階段消費稅上調計劃，并解散眾議院提前舉行大選。在吸引了全球市場注意力的“安倍經濟學”推行即將滿兩年之際，此舉既是安倍為其經濟政策作最后一搏，也基本上宣布了安倍經濟學的破產。安倍上臺以來，其經濟政策被寄予厚望，金融市場也以上漲表達歡迎，但筆者從日本經濟困境根源，結合安倍政策的邏輯，一開始就相信它最終會是一地雞毛。

安倍經濟學的邏輯是什么？就是激進的貨幣刺激、財政刺激和全面結構改革三位一體推進，以前兩者打破通縮循環這個命門激活經濟，再在此基礎上推進結構改革，提高潛在增長能力，并通過增長解決債務問題。這樣的全盤經濟振興計劃，看上去十分完美，無懈可擊，但為什么說它必然會失敗呢？

首先，貨幣政策執行效果的歷史經驗，預示失敗成為必然。

日本是最早實施零利率和QE的國家，上世紀90年代初就進入零利率，2001年開始實施QE。自泡沫經濟破滅以來，日本經濟面臨的困境，從表征到根源都沒有變，實施了20年的極寬松貨幣政策都沒有解決問題，安倍有什么法術讓它在自己手上見到奇效呢？

量化寬松對日本經濟拉動只能靠匯率，由于日本出口依存度高，且在某些行業上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所以，人們對貨幣寬松帶動外需、進而把經濟拖出通縮寄予很大的希望。從實際情況看，從2011年底到現在，日元最大貶值幅度接近50%，企業利潤上升，推動日股上漲，物價也開始顯露出上升的苗頭，似乎經濟正在按預期那樣出現良性變化。然而，仔細分析可以發現，這種變化大部分由于日元貶值引起的數字賬面變化。據統計，去年日本制造業八成新增利潤來自貶值產生的會計效果，而出口并不樂觀，2013年出口名義值比上年增長9.5%，但表明出口數量的指標卻減少了1.5%，貶值等因素還導致出現連續三年的貿易逆差。

上述因素，加上消費稅上調預期推動下的一次性消費上升，使得CPI在2013年中期首次從負值轉為正值，但這種轉正不是正常需求拉動的結果，因此不是良性的，不是政策的初衷。居民部門實際收入根本沒有增長，物價上升甚至讓很多人實際收入下降。

其次，財政政策陷入了前幾輪刺激相類似的困境。

不像貨幣政策可以把閥門打到無限大而危害不會很快顯現，財政刺激的成本立馬可見，刺激一推出負債比率就上升。在經典凱恩斯理論中，財政刺激政策只適用于經濟周期的下行階段，當經濟調頭向上時，稅收增長支出減少，債務因之下降，此時作為分母的GDP還會增大，這樣債務率隨經濟回升而下降。但日本完全不是這么回事，它每一次刺激都只有短期且微弱的作用，負債率隨著經濟上升而回落的情況基本上沒有發生過，從上世紀90年代初到今天，它的負債率持續爬升了20多年。1991年日本債務/GDP為67%，現在升到令人咋舌的230%，遠高于美國、歐洲，甚至比意大利、希臘還要高出很大一截。

嚴峻財政形勢下，政府和民間心理壓力都很大，往往是刺激一段時間，經濟剛露出一點好轉的跡象就趕緊“撤火”，但過一段時間看經濟太差難以忍受，又重新祭出財政刺激。如此三番，有的人就會覺得經濟之所以不能持續向好，是因為前一輪財政刺激“撤火”過早。所以這次安倍政府刺激很猛，但也擺脫不了魔咒，最終還是要加稅。

財政政策還面臨著邏輯上的困境，這更為致命。目前日本政府債務率高聳入云仍能運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物價長期負增長，政府融資成本極低，近乎于零。一旦拼命要的通脹真的出現并且穩定下來，債市可能會大跌，政府發債成本將顯著上升，這對于每年一半開支要靠發債來支撐的政府來說，將很快陷入不可持續的狀態。

所以，不論從歷史，還是從邏輯的角度看，如果沒有改革的配合，安倍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注定會失敗。正因為此，作為第三支箭的結構改革讓許多人充滿期待，但它并沒有取得實質進展。若干年后人們會發現，如同歷史上的那些斷斷續續收效甚微的政策一樣，雄心勃勃的“安倍經濟學”又一次辜負了人們的期望。但是，對安倍的瘋狂實驗深入反思，還是有必要的。

第一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長期中性問題。雖然經濟學理論中已對此早有論證，但日本20多年的實踐仍然給予這一枯燥的理論以鮮活的注釋。最初，人們把日本經濟不振歸結于泡沫破裂后對金融體系的清理過慢，后來，人們又認為是企業填補壞賬黑洞影響了投資意愿，這些都是啟動財政貨幣刺激的極好理由，但顯然，持續20多年的財政貨幣刺激仍然未從根本上扭轉日本經濟疲弱局勢，從周期角度已經沒有任何理由解釋得通了。

第二，經濟增長是不是推行改革的前提條件？正如前述，一國長期經濟增長能力取決于其供給面，財政貨幣刺激需求長期看不但無效甚至有害。對日本來說，妨礙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因素包括人口減少和老化、市場封閉、產業管制、勞動力市場扭曲等，只有這些問題得到解決，日本經濟才能逐步恢復活力。顯然，社會各界以及安倍內閣對此都有充分認識。安倍射“第三支箭”也很用心，但效果并不明顯。這固然與改革總是耗時長、見效慢有關，但主要還是改革決心與阻力之間較量的問題，特別是對于日本那樣已高度成熟的經濟來說，一項改革要推進，必然要損害某一部分人的利益。

是相對寬松的經濟利于改革，還是嚴峻的局面更利于改革？目前國內圍繞這個問題就有很多爭論。沒有證據能證明，寬松經濟是改革的前置條件。我相信，改革能否推進與經濟環境無關，只與改革決心有關。2003年，德國總理施羅德提出名為“2010年議程”的改革計劃時，德國經濟形勢嚴峻，而改革的一個主要內容又是阻力極大的削減福利政策，但正是施羅德不惜自己所在的政黨失去執政權也要強力推進，才成就了德國今天的國際競爭力。

第三，日本很可能錯誤地看待了“通縮”問題。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及日本當前的通縮，一直被認為是通縮之危害的最佳例證。所以，不論是理論界還是日本政府，都把截斷通縮向下的螺旋作為解決問題的一個核心環節。日本此前幾次大放水，結果都是物價短期轉正，接下來又重回地平線以下。有極端貨幣派的人認為，這是量化寬松還不夠大膽造成的。所以，這一次日本央行不僅搞普通的量化寬松，還搞升級版的“質化量化寬松”，基礎貨幣數量目標也從60萬億提到70萬億再提到80萬億，甚至還讓養老金進入股市。這些瘋狂之舉，皆服從于一個目的：把物價搞上去，打斷通縮螺旋。

我懷疑這個思路有問題。在0-1%GDP和0-2%通縮下，零水平名義利率約等于1%-2%的實際利率，日本經濟維持如此組合已很長時間，可以說已經進入了均衡狀態。這種狀態下，實際GDP增長率也許正好就是潛在增長率，通縮可能并未構成根本的威脅。世界上也許有兩種通縮：通縮和“日本式通縮”。日本式通縮，可能既不是產出缺口的結果，也不會進一步加大產出缺口。如果真是這樣，動用天量貨幣、財政彈藥對其瘋狂轟炸，就是愚蠢之舉，最好的辦法是忽視它，而全身投入結構改革，努力地把那可憐的潛在增長率提高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