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燒產業調查

近期，關于垃圾焚燒產業的爭議不斷，一面是資本紛紛“跑馬圈地”快速擴張，一面是垃圾焚燒企業周邊居民的爭論、質疑甚至是對抗，這使得當前垃圾焚燒市場面臨舉步維艱的現狀。

必須承認，企業和周邊居民有著不同的訴求，甚至可能出現較大的爭議，那么，他們的利益該如何平衡？在環保產業發展成為大勢所趨的背景下，垃圾焚燒行業作為環保大產業的一員，又該如何提高自身的環保水平，以調和這一行業與周邊居民的矛盾，并走向更為和諧與潔凈的未來？

《《《

地方樣本

罰了一家還有一家 武漢鍋頂山垃圾焚燒再起爭議

每經記者 李彪 武漢攝影報道

“‘一條扁擔’挑著 ‘兩個籮筐’”，這是當地人對武漢市漢陽區經濟發展特點的描述。其中，“一條扁擔”指的是漢陽大道，“兩個籮筐”是鐘家村和王家灣兩個商圈。

漢陽大道兩旁居民區林立，商鋪密集，然而，在主干道旁邊，卻有兩個垃圾焚燒廠，且緊挨著居民小區，這成為當地居民心頭的隱憂。

這兩家垃圾焚燒廠一家是武漢博瑞能源環保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博瑞能源）經營的鍋頂山垃圾焚燒廠；另一家是武漢漢氏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漢氏環保）運營的鍋頂山醫廢垃圾焚燒廠，二者僅一墻之隔。

在去年底被媒體曝光為違規項目后，博瑞能源就暫停生產了。也是直到這個時候，漢氏環保才浮出水面，被當地居民知道它的存在。而鍋頂山醫廢垃圾焚燒廠從2012年運營至今已有兩年時間，是否經環境主管部門竣工驗收也存疑。

相比于前者，周圍居民對于后者的排放物危害健康的擔憂更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目前周邊居民正準備針對鍋頂山醫廢垃圾焚燒廠發起聯名起訴，其核心要求之一就是希望能將該廠關閉或遷移。

生活垃圾焚燒廠被暫停/

在漢陽大道扁擔山公墓對面，有一條坑坑洼洼的水泥路，路牌上寫著“垃圾焚燒廠區”的字樣，從很遠的地方就能看見矗立著的煙囪。在當地，隨便問一個周圍的居民，他們都能輕易地指出鍋頂山垃圾焚燒廠的位置。沿著水泥路向前走幾百米，就可以看到博瑞能源的紅色門墻。

不同的是，此時的博瑞能源大門緊閉，偌大的廠區內很少見到工作人員。一位附近的居民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博瑞能源去年被媒體曝光之后，去年底已經暫時停產，至今沒有復產。

2013年12月，央視 《經濟半小時》曝光鍋頂山垃圾焚燒廠散發惡臭，建成后沒通過驗收就點火運行，一直屬于違規項目。

實際上，武漢市政府相關管理部門對于鍋頂山垃圾焚燒廠的環境違規問題并非毫不知情。

2013年7月，湖北省環保廳環境違法監察通報顯示，鍋頂山垃圾焚燒存在以下情況：未經環評驗收擅自生產；治污設施未落實；擅自處置垃圾濾液；防護距離內居民未搬遷等嚴重違法問題，要求該廠立即停產整改，未經批準不得生產。

2013年11月，武漢市環保局對博瑞能源發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書指出，鍋頂山垃圾焚燒發電廠焚燒鍋爐廢氣排放口排放的煙氣中，煙塵、氮氧化物、一氧化碳濃度均超過了《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GB18485-2001）標準限值，并開出8萬元的罰單。

而在去年10月，因“水污染防治設施未建成，主體工程已經投入生產”問題，博瑞能源被武漢市環保局罰款15萬元。

在距離該廠1.2公里的區域內就有一個琴斷口水廠，其自來水供給居民數量超過40萬人。

據記者了解，早在該項目建設之初，就曾有20余位武漢市人大代表聯名提議 《關于遷移漢陽鍋頂山武漢市有害廢物焚燒處置中心項目的建議》指出，由于焚燒項目建在地勢較高的鍋頂山山腰，加上超過50米高的排氣筒，其產生的大量燃燒飛灰（含有重金屬和二噁英）的落地范圍將遠遠超過800米。可能對項目東北方向的漢口宗關水廠和漢陽琴斷口水廠造成不利影響。這兩家自來水廠承擔著幾百萬人的生活及生產供水任務。

記者近日在垃圾焚燒廠附近的昌南花園小區走訪中發現，對于博瑞能源被暫停運營，小區居民均感到高興，但同樣存在疑惑和擔憂。該小區一位居民代表對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現在只是暫停，不知道是否還會恢復生產，該廠是否會被搬遷。

對此，記者試圖向漢陽區環保局和武漢市環保局了解情況，但均未得到具體答復。

然而，2014年3月，武漢市環保局向漢陽區人民政府發布的 《關于印發2014年漢陽區人民政府創模工作任務分解方案的通知》要求，完成鍋頂山武漢市醫療廢物處置中心（漢氏環保）、武漢市漢陽鍋頂山垃圾焚燒廠(博瑞能源)衛生防護距離內居民拆遷和安置工作，積極配合完成兩項目的環保“三同時”驗收。

據了解，承擔武漢市所有醫療垃圾處置的漢氏環保2012年正式投產運營，目前具有兩條生產線，均處于滿負荷運行狀態，日處理醫療垃圾超過30噸。

記者發現，和博瑞能源在紅色門墻上鮮明地寫著公司名稱不同，漢氏環保在正門之外又有一道圍墻和一扇鐵門，且兩扇門旁邊都沒有顯示公司名稱的標識。

當地居民代表任瑞對記者說，漢氏環保一直沒有掛廠名，周圍居民一直不知道它的存在，一直到博瑞能源被關停后，居民還能聞到一種刺鼻的味道，才知道這個醫療垃圾焚燒廠的存在。

漢氏環保運營合規性存疑/

與博瑞能源未取得環評驗收類似，漢氏環保同樣未取得相應的環評驗收，屬于違規生產。

公開資料顯示，漢氏環保成立于2002年9月，2003年8月武漢市有害廢物焚燒處置中心項目在武漢市洪山區九峰鄉二妃山北建成投產，2009年開始籌劃搬遷至漢陽鍋頂山，并于2012年正式點火運營。

2009年8月，武漢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作為評價機構，向武漢市環保局報送了漢氏環保武漢市有害廢物焚燒處置中心遷建工程項目環境影響報告書，確定以廠界邊緣向外延伸350米設置為項目的防護距離。

然而，根據《危險廢物集中焚燒處置工程建設技術規范》(HJ/T176－2005)規定，危險廢物焚燒廠內危險廢物處理設施距離主要居民區以及學校、醫院等公共設施的距離應不小于800米。

而報告書中表示，考慮到項目只焚燒醫療廢物，不焚燒其他危險廢物，根據專家組技術咨詢意見，項目可以不執行危險廢物集中焚燒處置工程建設技術規范中的選址要求。

對此，報告書的主要編寫人員，武漢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院長朱志超在與居民代表的座談會上介紹，800米是一個危險廢物集中處置的標準，是指把危險廢物存起來的防護距離，并不適用于漢氏環保。

同時，在2009年8月，武漢市環保局在對報告書的批復中明確要求，項目竣工后試運行申請須書面報該局同意，試運行期內（不超過3個月）向該局申請竣工環境保護驗收，驗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產。

是否取得環保驗收？醫療焚燒廠是否具備完善的環保資質？對此，漢氏環保后勤部負責人表示，“有一個醫療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是（武漢）市環保局給漢氏環保頒發的，環評肯定是有，聽說過，但批了沒有還是不清楚。”

而朱志超的說法是，漢氏環保項目沒有通過環保部門的環保驗收，沒有取得項目環評。

也就是說，從2012年運營至今，漢氏環保可能一直處于違規生產的狀態。這也進一步引發了周邊居民對于漢氏環保違規排污的擔憂。

當地居民代表岳忠義認為，醫廢垃圾焚燒廠運營已經2年時間，環保部門為什么不把合格證頒發給他們？這說明環保部門也認為他們是不合格的。

當地居民欲走法律程序/

岳忠義介紹，對于焚燒廠影響居民生活的事情，現在就是想按照法律程序來走。“被告：武漢漢氏環保工程有限公司、武漢博瑞環保能源發展有限公司”，“訴訟請求：請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停產并搬遷，賠償損失100萬元”。日前，拿著這樣的民事起訴狀，岳忠義等5位居民走進漢陽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即便事先得到漢陽區政法委相關領導認同，但起訴并不順利。岳忠義說：“他們只是口頭上和我們說了請示上級，上級說不予立案，沒有書面的東西。”

作為該事件的代理律師，北京市義派律師事務所主任王振宇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稱，訴訟已經遞交后法院不予立案，也不給裁定，是不合法的。

王振宇解釋，在程序上這個民事起訴符合立案條件，應該給予立案；其次，在程序上如果不立案，法院就應該下裁定，這樣，起訴人拿到裁定書可以進行上訴。

記者曾電話聯系了漢陽區政法委相關負責人，詢問此次民事訴訟的相關情況，卻未得到相應的回復。

“我覺得對訴訟立案的前景擔憂是正常的，這是比較復雜、系統的過程，這個問題的解決也不會通過一個訴訟來判決，最后可能通過一些協調、協商，或者是政府有關部門對鍋頂山垃圾焚燒項目的反思及重新安排等來解決。”王振宇說，已經做了一個很詳細、周密的各個方面配合的方案，并分成幾個階段實施。

據王振宇介紹，方案中包括針對武漢市環保局的兩個行政復議，對鍋頂山兩個垃圾焚燒廠的民事訴訟，當地政府部門的相關信息公開申請等內容。

實際上，該起訴訟案件歸屬于環境訴訟案，法律保障力度在不斷加強，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去年出臺的《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且近期最高人民法院還成立了環境資源審判庭。

但據記者了解，即便具有官方背景的中華環保聯合會，在為環境受害人提起環境公益訴訟時，獲得立案并成功判決的案件也并不多。

對此，岳忠義認為，不立案是在意料之中，但這個司法程序一定要走。

《《《

企業家說

瀚藍環境副總經理王愷：垃圾焚燒產業需提高門檻 低水平、低投入永遠會被質疑

每經記者 李彪 發自江蘇鹽城

站在風暴最前沿的垃圾焚燒企業，面臨的是爭論、質疑、甚至是對抗。對于當前垃圾焚燒市場舉步維艱的現狀，他們有著更深的感受。

擁有近10年環保行業經驗的瀚藍環境，于2013年開始著手收購在全國擁有10個垃圾焚燒廠項目的創冠中國，如此大手筆的收購計劃，在垃圾焚燒行業引起不小轟動。一邊是居民的不斷反對聲，另一邊是垃圾焚燒企業的快速擴張，垃圾焚燒企業到底有著怎樣的機遇和挑戰？

為此，《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近日專訪了瀚藍環境副總經理王愷，試圖探尋企業真實的發展狀況。

破解垃圾焚燒“臟亂差”

NBD：從垃圾焚燒處置的規模上看，瀚藍環境在行業內處于什么樣的地位？

王愷：從規模上來講，目前還不算大，只有一個位于佛山市南海區的焚燒廠，是由兩個1500噸/天的項目組成。其中，第一個項目在2009年開始投建并于2011年投產；另一個項目去年才開工建設，預計明年3月投產。

我們正在對創冠中國進行并購，其在大陸地區有7個已經建成運行的垃圾焚燒項目，3個和政府已經簽訂經營協定尚未開工的垃圾焚燒項目，一共10個垃圾焚燒項目。全部運營后，日處理垃圾量能夠達到10800噸左右，預計近2~3個月左右能夠敲定收購事宜。

NBD：目前，社會對于垃圾焚燒企業還存在很大的質疑聲和反對聲，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的企業卻在逆勢而上，該如何理解呢？

王愷：我們不僅僅把城市固廢處置定位為垃圾焚燒發電，從我們在佛山市南海區的發展模式看，除了構制一個生活垃圾處置系統的全產業鏈，同時，以垃圾焚燒廠作為能源中心，布了一個產業園，將淤泥處置、廚余垃圾處理等納入進來，通過資源的循環利用，構建了一個垃圾處理的全產業鏈。

單從城市生活垃圾焚燒來說，現在很多垃圾焚燒企業只做焚燒，不負責前期的垃圾回收、運輸和后期的焚燒殘渣、飛灰等，導致垃圾運輸中經常出現“跑冒滴漏”，后端的飛灰處置不規范，排放不規范等。讓民眾看到的都是臟亂差的問題，對整個垃圾處置產生了一種不安全感。

對于老百姓而言，最關注的是整個垃圾處置的過程，需要建設的垃圾焚燒廠做到全產業鏈，徹底解決垃圾的問題。

資本開始“跑馬圈地”

NBD：近年來，垃圾焚燒領域部分企業快速擴張，甚至出現了“跑馬圈地”的現象。對此，你怎么看？

王愷：這是商業規律，當一個行業方興未艾的時候，大家都會這么做，只是不同的企業市場運作方式不同。

過去十年，垃圾焚燒發電行業在國內發展得相當快。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升，經濟發展從東部向中部、西部推進，環境問題越來越尖銳，城鎮化發展帶來的城市廢棄物大幅度增加，使得區域性的垃圾無害化處置成為焦點。但是，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理位置，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垃圾處置方式，焚燒只是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置其中一種重要的方式，此外還有填埋。

NBD：城市生活垃圾采取焚燒的方式，相比于填埋，地方財政需要給企業支付更多的費用，采取何種方式處理、實際處理的效果是否受制于財政實力呢？

王愷：認定生活垃圾要采取無害化處理，無害化處置成本與選擇的處置方式有很大關系，不是所有城市垃圾都要選擇焚燒，比如說西部地區有大量的山區空地，可以選擇用堆埋的方式，成本相對較低。

實際上，生活垃圾的處置屬于社會公益，是政府需要解決的環保和環境問題，可以通過財政支出、轉移支付、政府補貼等方式去投入，使這一塊關系民生的問題得到有效解決，這是最重要的。

就垃圾焚燒行業而言，區域的財政差異性是存在的，政府關注到民生問題的時候，要用到中央財政、地方財政進行均衡地支付，使環保問題在政府的指導下得到有效均衡的解決，而不應是大家普遍認為的，地區貧富差異造成了各地區的垃圾焚燒廠環保問題的差異性。

國內焚燒行業技術成熟

NBD：你認為，我國現有的垃圾焚燒行業設備水平怎樣，能否達到世界先進的水平？

王愷：國內的垃圾焚燒行業有幾種技術準備類型：第一是采用核心裝備進口化，這個是和國際接軌的，是國際化標準；還有一種是全國產化，從技術的淵源上講，國產的爐排設備大部分也是國外技術的一種轉化，國產的爐排與進口的技術沒有明顯差異，國產設備目前在國內運營很成熟的項目也很多。不要質疑焚燒行業的技術。

NBD：技術水平先進，國家也制定很多強制性標準，那為什么一些居住在垃圾焚燒廠周圍的居民還是能聞到一些刺激性的氣味呢？

王愷：從環保監察來說，政府層面的監管越來越規范化。以瀚藍環境為例，從今年二季度開始，環保部門按照國標來進行監控，所有的煙氣數據都在線監測，監測數據在省環保廳的公眾網站上進行發布。另外，企業每季度進行一次自查，自查情況也要求在環保部門的對外窗口中發布。當然，全國是不是都像這樣均衡化執法，就不清楚了。

同時，對垃圾焚燒廠所有的監控都是對有組織排放口的監控，只要是依法來做，數據是否超標都能看出來。另外，按照目前對垃圾焚燒廠的建設標準，焚燒過程要求全封閉。但還可能存在無組織排放的問題，比如設備的密封性不好，焚燒爐出現煙氣外漏等，此外，包括垃圾運輸車沒有全封閉，可能沿途撒漏等，臭味就隨時隨地存在，不一定是焚燒造成的。

公眾對垃圾焚燒存偏見

NBD：作為企業，你們是如何看待社會各界對于垃圾焚燒的質疑的？

王愷：包括居民、媒體、專家等公眾對垃圾焚燒發電廠的質疑，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一些地方政府給行業塑造了低價、惡性競爭的行業環境，包括壟斷、招投標的暗箱操作等，導致了低建設水平、低管理水平項目的存在；其次，市場投資主體多元化后，資本進入垃圾焚燒行業的門檻很低，一些企業把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再加上前些年環保監督力度和監督到位程度不夠，就出現一些焚燒項目建設期壓縮成本，降低標準，運營期違規運營等問題。最后表現的結果就是垃圾焚燒廠的現場環境很糟糕，老百姓對垃圾焚燒項目產生了偏見。

解決垃圾焚燒行業的問題，其實最關鍵的還是在于政府，因為對這個行業來講，政府是最大的業主，是業主來決定這個行業的發展情況，如果政府選擇的是低水平、低投入的公司，那么這個行業永遠都會面臨質疑。

NBD：瀚藍環境在佛山建設垃圾焚燒項目時是否也遭遇到了質疑，如何解決的呢？

王愷：今天所有焚燒行業遭遇的問題，我們在南海區建設垃圾焚燒廠的時候全部都遇到了。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給周邊的社區做大量的工作，不僅要溝通，還得帶著居民去學習，讓他們理解這個行業可以發展的水平；第二，要堅定他們對企業的信心，讓公眾覺得企業是值得相信的，這只是一個預期，告訴公眾我們要做高標準；第三就是建成后，把他們請過來參觀，讓他們感受到企業真正兌現承諾了。

我們今天面對公眾、媒體質疑的時候，就是我們這個行業從政府到企業要進行全面突破和提升的關鍵時期。政府在意識到問題后，要加大政策、體制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加強行業監管和自律。政府不能只規范行業后端，只要求排放達到統一標準，對于行業的投資建設標準、技術標準、運營標準等也應該有一個衡量規范，避免造成行業的惡性競爭。

NBD：您對于未來中國垃圾焚燒行業的預期是什么？

王愷：我相信今后我國的環保企業絕對不是單一的環境運營企業，一定會形成一個綜合性的環境服務集成的市場主體，能夠為政府提供全方面的環境服務。

同時，我對這個行業的發展也充滿了信心，在未來不會很長的時間里，中國的環保產業一定會發生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化，現在是以中小企業居多，未來一些大的綜合性的環保企業一定會脫穎而出，優秀的企業會逐步形成規模化、集約化。

《《《

行業現狀

垃圾焚燒市場“跑馬圈地”背后：企業惡性競爭埋下環境隱患

每經記者 李彪 發自江蘇鹽城

隨著我國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城鎮人口快速增長，伴隨而來的是各類“城市病”越來越嚴重，其中“垃圾圍城”問題因關系到民眾健康備受關注。而作為最節約城市用地的垃圾處理手段，焚燒成為各大中城市采取的主要方式。為了鼓勵企業籌建垃圾焚燒項目，政府在垃圾焚燒發電上網電價補貼、垃圾處理費等方面都有政策支持。但是，有些企業為了爭奪垃圾焚燒項目，往往以低價投標，甚至虧本上馬項目，以獲得一筆可觀的政府資金補貼。這難免引起人們對于環境二次污染的擔憂。

雖然諸多垃圾焚燒企業堅決否認垃圾焚燒會給周邊環境產生危害，但是，在市場利益驅使下的垃圾焚燒企業低價投標、惡性競爭，著實給環境帶來隱患。

金州環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蔣超告訴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現在有企業投標城市生活垃圾焚燒廠的價格過低，一些企業低價中標垃圾焚燒項目，卻從來沒有運行過。政府應該有一個合理的價格判斷，這樣才能在處理好垃圾問題的同時，保證環境質量。

企業低價投標拉低補貼門檻/

根據《“十二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的目標要求，到2015年，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生活垃圾全部實現無害化處理，設市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90%以上，縣城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70%以上。其中，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能力達到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35%以上，其中東部地區達到48%以上。

環保部固體廢物與化學品管理技術中心主任凌江在2014中國環保產業高峰論壇上表示，垃圾要處理，卻沒有地方埋，焚燒是不得已的選擇。

近年來，在城市生活垃圾快速增加、城市用地日益緊張的現實面前，焚燒成了越來越多的大中城市處理垃圾的主要途徑之一，各大城市都在規劃、籌建垃圾焚燒廠。

面對國內垃圾焚燒市場這一巨大蛋糕，一些環保公司蠢蠢欲動。一位不愿具名的環保行業上市公司負責人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公司正計劃近期在全國收購近10家垃圾焚燒廠。

顯然，企業“跑馬圈地”的背后，存在巨大的利益誘惑。蔣超介紹，垃圾焚燒廠有上網電價補貼、垃圾處理費等政策支持，只要企業運營得好，垃圾補貼價格合理，收益還是可觀的。

但據記者了解，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燒項目招投標時，部分企業為了順利中標，不斷拉低垃圾處理費的補貼價格，進而形成低價投標的惡性競爭，而低廉的中標價格則為后期不規范的運營埋下伏筆。

據統計，在爐排爐焚燒生活垃圾方面，目前我國4個直轄市的垃圾補貼價平均約為178元/噸，全國正在運營的垃圾焚燒廠平均補貼價只有78元/噸左右。

一位相關企業負責人指出，有企業在投標爐排爐垃圾焚燒項目時，其投出的補貼價錢只有全國平均價的一半。企業以很低的價錢搶到項目后，正常運營難以賺錢，就有可能偷工減料、不規范運營，從而為周圍環境埋下隱患。

此外，個別地方在垃圾焚燒項目招標時，存在違規招標問題，這也影響了整個行業的健康、良性發展。杭州錦江集團總經理王元珞介紹，一些地方在這一塊的招投標上，實際上有很多“潛規則”，招投標文件一出來就是有針對性的。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介紹，在東部某大城市，垃圾焚燒項目基本上都是由一家企業壟斷。

垃圾焚燒理論上可杜絕二次污染/

近年來，北京、杭州、深圳等城市都曾出現過垃圾焚燒廠選址問題引起周邊居民反對的事件。《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多家垃圾焚燒領域的環保企業發現，幾乎每家企業都在垃圾焚燒廠建設過程中不同程度地遭到周圍居民的反對。

“我在國外看到一個垃圾填埋場就在兩個村莊之間，兩個村莊也就兩三百米遠，一點事情都沒有。（垃圾焚燒廠選址難）這種情況還是要找到有效的解決辦法。”凌江說。

那么，垃圾焚燒是否對周圍居民健康有害？桑德集團董事長文一波認為，垃圾本身是污染物，在垃圾治理過程中，可能還是有一點污染，但是企業要盡最大的努力使這個污染降低到最少或者對人體基本無害。

垃圾焚燒廠的尾氣處理如果真正符合標準，可以把二噁英處理得非常干凈，基本上不會對周邊環境產生二次污染。他舉例稱，日本東京居民樓100米以外就是垃圾焚燒廠。他認為，很多市民對垃圾焚燒廠不信任，是因為過去的一些垃圾焚燒項目給大家留下了負面印象。

在記者采訪過程中，環保企業人士認為，需要加強政府與民眾、企業與民眾之間的溝通，政府的監管力度應該更大，企業的運營過程可以對民眾公開，搭建一個相對開放、流暢的溝通渠道。

“我們周邊老百姓自發地24小時監督我們的煙囪和企業，我們每個星期有開放日，讓他們有計劃地進來，全程進行參觀，當地很多企業已經成為了 （垃圾處理知識的）教育基地。”王元珞說。

《《《

專家觀點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聶永豐：把垃圾問題歸結于焚燒不公平

每經記者 李彪 發自北京

據了解，垃圾焚燒過程中產生的二噁英，非常容易在生物體內積累，對人體健康產生危害，這是很多民眾對垃圾焚燒談之色變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從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垃圾焚燒廠卻能夠與居民“和睦相處”。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我國居民對垃圾焚燒廠耿耿于懷？垃圾焚燒廠的排放到底會不會給周圍居民的健康產生影響？企業如何才能走出垃圾焚燒選址的困境？帶著這些問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了多年從事固體處置研究的清華大學環境學院聶永豐教授。

暫無二噁英影響健康證據

NBD：如果您有朋友想買房，但是目標樓盤周圍有垃圾焚燒廠，您會給出什么建議？

聶永豐：確實有本校的教師和外地的一些朋友因為這個事情咨詢過我。我一般是跟他們說，房子周圍有垃圾焚燒廠是沒有關系的。

這幾年，在垃圾焚燒廠問題的宣傳上，因為個別人的偏執或者片面看法，抓住一點無限放大，在社會上引起了負面效應。同時，在垃圾焚燒廠選址問題的爭議上，相當一部分人是因為有利益在里面。那么，垃圾焚燒廠到底對身體有沒有影響？客觀來說，離垃圾焚燒廠越近的居民，吸入的二噁英越多，對此，已有相關調查數據作出佐證。但從統計數據來看，人體的發病率與二噁英吸入量并沒有正相關性，到目前為止，還找不到二噁英危害身體健康的例子。

不過，如果從房子升值角度來考慮，我的建議自然是勸他們別買垃圾焚燒廠周圍的房子，因為這涉及到大家的信心問題，這是個社會問題，不是靠技術手段可以解決的。

實際上，國外垃圾焚燒行業在發展過程中，也經常在選址時遇到公眾反對，但大多數人是從項目對地區經濟發展和個人財產的影響出發的，只有極少數人會擔心項目對其健康產生影響。

NBD：目前我國針對垃圾焚燒行業制定的標準水平如何？相關企業排放達標的情況如何？

聶永豐：我國垃圾焚燒排放標準和世界其他國家基本上一致，企業排放的達標情況應該也還是可以的。但是，大家現在的憂慮是，企業在檢查的時候達標，不檢查的時候就不達標，有時候企業為了降低環境治理成本會弄虛作假。

總的來說，在垃圾焚燒行業，我們現在做得不比國外差太多，不會存在大量二噁英排放的問題。全球二噁英排放最多的時候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二噁英排放最多的時候應該是上世紀90年代到上世紀末。

令人不解的是，公眾對一些大的垃圾焚燒廠談之色變，但對很多亂燒、亂排的小焚燒廠卻泰然處之，很多地方甚至出現垃圾露天焚燒的現象。

不過，一些民眾反對在自己家周圍建垃圾焚燒廠無可厚非，因為焚燒廠對他們的生活或多或少總會有些影響，比如垃圾臭味等。

NBD：您提到了臭味問題，這是不是反映出了一些企業違規排放，甚至部分企業未取得環評就擅自運營的問題？這也是民眾擔憂的焦點之一。

聶永豐：我并不認為垃圾焚燒的危害很大，反之，垃圾不處理導致的疾病危害更大。世界衛生組織曾做過研究，后者危害人體健康的概率是百分之七八十，二噁英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只是百萬分之幾。現在大家把整個垃圾問題都歸結到焚燒，這是不公平的，垃圾焚燒只是一種處理手段，如果沒有焚燒處理，垃圾問題只會更突出。

至于臭味問題，由于垃圾焚燒廠受到公眾反對，找不到地方建設，往往和垃圾填埋場建在一起，很多地方的臭味主要是由垃圾填埋場產生的；再就是垃圾運輸途中可能也會產生臭味。

此外，垃圾焚燒廠能不能及時取得環評驗收，取決于很多因素，有企業的問題，也有管理部門的問題。當然，一些地方政府在垃圾焚燒方面有時候很急，不按規矩辦事，比如江浙地區某個垃圾焚燒廠，還沒有完全準備好，政府就要求調試。

企業低價競爭帶來低水平運營

NBD：您怎么看待一些垃圾焚燒企業的快速擴張呢？

聶永豐：這幾年，垃圾焚燒行業確實有點亂，特別是在項目招標上，低價競爭問題較嚴重。低價會帶來垃圾焚燒項目低水平、低標準的建設和運營，進而對環境埋下隱患。

同時，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發展很快，是因為國家把它作為可再生能源，享受發電上網的優惠收購價，也就相當于中央直接掏出一部分錢給垃圾處理廠，這個錢能夠占到工廠收入的三分之二。這也是為什么垃圾焚燒項目招標中，很多地方報的處理價錢比填埋還便宜，垃圾焚燒地方最多出三分之一，中央資金占比很高。我原本認為企業每處理一噸垃圾收40元處理費根本難以運營，后來發現有企業甚至提出每處理一噸垃圾只收費1元錢。

NBD：針對當前在垃圾焚燒領域的“鄰避運動”，您有什么建議呢？

聶永豐：“鄰避運動”是垃圾處理行業面臨的共同問題，本質上反應的是個人利益訴求和整體利益的不一致問題。政府可以在垃圾焚燒廠附近建立地鐵站、公園等基礎設施，以彌補因垃圾焚燒項目對地區發展產生的不利影響。

名詞解釋

鄰避運動

指居民或當地單位因擔心建設項目（如垃圾場、核電廠、殯儀館等鄰避設施）對身體健康、環境質量和資產價值等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從而激發人們的嫌惡情結，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及采取的強烈和堅決的、有時高度情緒化的集體反對甚至抗爭行為。

《《《

記者手記

消除民眾顧慮 垃圾焚燒行業亟待規范與監管

每經記者 李彪 發自北京

“垃圾是放錯地方的資源”，但變廢為寶并非易事。

近年來，隨著我國城鎮化程度不斷提高、城鎮人口數量快速增長，城市生活垃圾也在急劇增加，“垃圾圍城”已經是擺在很多城市發展面前的難題。

在填埋、焚燒和堆肥三種主要的生活垃圾處理方式上，從處理效率、土地資源等眾多因素對比，焚燒已經成為大中城市主流的處理手段。

自1985年深圳建設了第一個垃圾焚燒發電廠以來，垃圾焚燒項目已經在我國東中部地區遍地開花，目前，垃圾焚燒廠的數量已經接近200個。

然而，垃圾焚燒廠一路走來，道路并不平坦，尤其是近幾年，遭到了各地民眾的強烈反對，更是步履維艱。

較近的一次是，今年5月，杭州市余杭區中泰及附近地區人員因反對垃圾焚燒項目選址引發爭議。此前，不同程度的民眾反對垃圾焚燒項目落地的新聞頻見報端。

垃圾焚燒項目儼然成為了“過街老鼠”，對于民眾缺乏理性地“一棒子打死”的做法，一些業界專家和環保企業感到無奈和不解，而一些地方政府更多的是根據勢態的發展情況，而選擇堅持或妥協。而這只是權宜之計，對于垃圾問題的徹底解決，對于行業的長遠發展都無益處。垃圾處理最終仍需找到一條解決之道。

從國外經驗來看，日本、澳大利亞等居民能夠容忍垃圾焚燒廠緊鄰居民區，說明垃圾焚燒對居民健康是可以做到無害的，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國內民眾的擔憂并非杞人憂天，其根源還是對國內垃圾焚燒企業信任的缺失。資金可以買到技術，但是買不到管理，可以建設最環保的處理設施，卻難以保證其正常運行。

而要重塑民眾對垃圾焚燒行業的信任，關鍵在于企業本身。近年來，隨著環境監察力度的不斷加大，環保法制、體制建設不斷完善，垃圾焚燒廠的環境違規問題得到了較大改善。

但是，還應該在信息公開方面做更多工作，使政府的執法、企業的運營更加透明化、公開化，讓周圍居民不僅了解企業排放數據，還能現場了解周圍的環境質量。

同時，能否借助國外的一些做法，給予生活在垃圾焚燒廠周圍的居民更多的生活便利，比如提供更多的、更好的基礎設施，提供更低廉的水、電等作為一種補償，這也值得政府有關部門決策時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