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錫明縱論混合所有制改革 呼吁落實銀行自主經營權

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袁君 發自上海    

每經記者 袁君 發自上海

銀行高管及專家近期開始頻頻就深化商業銀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發表看法。

昨日（5月20日），交通銀行董事長牛錫明在“2014中國經濟論壇”上提出，深化銀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應堅持幾項原則與思路，包括堅持國有控股地位、深化公司治理機制以及更好地發揮董事會作用，形成董事會與管理層相對獨立運作。

“部分商業銀行，從股權結構上來看，社會資本已經控股，但實際上銀行的管理權還牢牢掌握在政府手里。”國際金融問題專家趙慶明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銀行搞混合所有制應該讓股東相應地有經營管理的權利。政府應當經營資本，而不是從經營企業的角度來參與銀行管理。

牛錫明也建議，應該探索建立對混合所有制銀行的監管體系，監管要去行政化，更多地采用市場化管理，可以探索負面清單管理以及監管與國有資產一體化的運行機制。

提出改革四項原則/

昨日，在“2014中國經濟論壇”上，交通銀行董事長牛錫明首次公開闡述了交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呼吁建立高管和員工股權激勵機制，落實銀行自主經營權，讓銀行真正成為經營決策和承擔責任的主體。

具體來看，牛錫明提出了深化銀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應堅持的四項原則與思路：堅持國有控股地位，保持股權結構均衡；深化公司治理機制、更好發揮董事會作用；深化黨管干部原則；深化內部體質機制改革，推進總行事業部制和分行經營模式轉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不過，他同時表示，在深化銀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過程中，仍應堅持國有控股地位，保持股權結構均衡。

同時，牛錫明建議，應該探索建立對混合所有制銀行的監管體系，監管要去行政化，更多地采用市場化管理，可以探索負面清單管理以及監管與國有資產一體化的運行機制。在銀行業務經營方面，推進總行事業部制與分行經營模式轉型，形成董事會與管理層相對獨立運作。

實際上，記者注意到，我國的商業銀行在股權結構上早已是混合所有制。以交通銀行為例，其2013年財報顯示，該行第一大股東國家財政部對其持股比例已經降至26.53%，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和匯豐銀行均為該行境外法人股東，分別持股20.07%和18.7%。

不過，在牛錫明看來，我國商業銀行僅有混合所有制之名，尚無混合所有制之實，與充分市場化、商業化的現代商業銀行運行機制尚有較大差距。

“部分商業銀行，從股權結構上來看，社會資本已經控股，但實際上銀行的管理權還牢牢掌握在政府手里。”國際金融問題專家趙慶明向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銀行搞混合所有制應該讓股東相應地有經營管理銀行的權利，政府應當經營資本，而不是從經營企業的角度來參與銀行管理。

另外，牛錫明表示，未來行業應探索建立高管和員工股權激勵機制，建立高管長期持股計劃和員工持股計劃，可以對高管獎勵股份。同時，高級管理人員應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實現聘任制或市場化招聘制，董事會按照市場化招聘或解聘管理人員，高管人員聘任與業績掛鉤。

而記者注意到，前不久，交通銀行13位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以自有資金從二級市場購入本公司A股股票，開創了國內上市銀行高管集體從二級市場自費購買公司股票的先河。現在看來，此做法恰是符合了交行在金融改革和股權結構創新的意圖。

關鍵是轉變政府管理方式/

記者注意到，除交通銀行外，近期不少商業銀行高管及專家紛紛公開建議進一步深化銀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此前在全國兩會期間，中國銀行監事，全國政協委員梅興保就建議在國有獨資或控股的大型金融機構中進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梅興保當時表示，金融行業各大型銀行、大型保險公司，雖然都已實現股改上市，成為公眾公司，從形式上已是混合所有制，但事實上壟斷經營帶來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

這正是深化商業銀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難點所在。在公司治理上商業銀行普遍存在董事會決策功能不足，內部制衡機制不夠健全等問題。而在外部環境方面，商業銀行面臨利率市場化、金融脫媒、行業準入放寬、互聯網金融崛起等深刻變化，競爭環境日益激烈。

這些問題在中國第三梯隊的城商行等小銀行中顯得更為突出。“在一些城商行中，地方政府實際上的經營控制權力很大，民資股東或是外資股東對銀行的經營發揮不了什么影響。”趙慶明說。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4月18日在某論壇上公開表示，要保證城商行以及民營銀行在政府面前保持相對獨立的運營地位，需要深化混合所有制的改革，進一步多元化，進一步均衡化；同時要進一步完善董事會體制，讓更大權利回歸董事會。此外，記者注意到，近日包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巡視員魏加寧在內的多位專家呼吁政府資本應該逐步退出城商行。

說到底，商業銀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最終要落腳到對銀行的經營管理權上。復旦發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孫立堅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混合制的關鍵是行政管理方式的改變，讓真正懂市場規律的職業經理人來管理。

不過，銀行與其他工商企業不同的地方在于，銀行更加容易產生系統性風險，且一旦出現將會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因此，孫立堅認為，在轉變政府管理職能的同時，也要加強對銀行業務經營的監管。“在激勵機制形成的同時，要有嚴厲的處罰機制。在歐美發達國家，金融機構一旦觸犯了法規，受到的懲罰極其嚴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