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生：如何建立食品安全的“防火墻”

◎周俊生

毒膠囊、老酸奶、問題蜜餞、塑化劑、藥雞……今天的中國消費者，對于這些以前聞所未聞的詞匯已經不再陌生。它們滲透于我們的日常生活，令國人的今日消費處于高危狀態。

令人不安的是，每一次有關食品安全事件的曝光，總是首先由媒體揭露，政府有關部門隨后緊急出動。盡管如此，消費者卻一點也沒有感到欣慰，反而從中看到了中國食品消費市場的混亂。很顯然，對于一系列發生于食品消費市場的惡性事件，如果沒有媒體的揭露，那么它們就仍可能在市場上橫行，相關的監管部門也不會有動靜，而消費者則依然糊里糊涂地服用著這些包含著有毒成分的食品，任由自己的身體遭受摧殘。一起又一起食品安全事件接踵而至，但是想想它的揭露過程，每一個消費者都會驚出一身冷汗，很顯然，我們不能把食品安全事件的揭露寄托于媒體，監管機構也不能僅僅跟隨媒體的揭露而履職。但是，媒體不可能掃盡每一個角落的問題產品，那么，消費者只能無奈地直面這樣一個問題：今天的市場里，還有什么未被媒體關注到的有毒食品正在進入我們的身體？

食品安全事件曝光以來，那些無良工廠、違法商人無一例外地受到了廣泛譴責。其實，如果我們用市場的眼光來看這一現象，那些工廠、那些商人會有如此惡劣的行徑，是一點也不奇怪的。雖然“無商不奸”這句話的打擊面太大了一些，但是商業活動就是無止境地追求商業利益，因此，對于商業活動，社會必須設置嚴格的法律規范，使商業活動能夠“戴著鐐銬跳舞”，不致因為商人過度追逐利潤而侵害消費者的正當利益。

政府應當承擔的是一個社會管理的角色，運用民眾賦予的權力，秉持公正原則處理社會事務，包括處理經濟生活中發生的各種事務，而其最重要的職責便是保護民眾的利益，對市場經濟中必然會出現的一些人和企業為了逐利而損害民眾利益的行為進行遏制，政府設立的市場監管部門就是專門負責這項工作的。但是，目前我國很多地方的政府出現于公眾面前的形象更多地是一個“經濟人”的角色，當政府需要行使的社會管理職能與經濟發展的要求產生沖突的時候，前者就會讓位于后者，市場監管機構作為政府的一個機構，也會服從于這個 “經濟人”角色的需要而產生變異，放松監管乃至慫恿一些無良廠家的造假甚至制毒行為。

隨著新聞媒體對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的深入報道，我們發現，一些地方的食品監管部門，其實早已掌握了當地一些廠家在這方面的基本情況，但是為了讓他們能夠繼續對地方經濟形成支持，繼續為當地政府提供稅收，居然將監管束之高閣。這是當下社會經濟的一種現實反應，在這種基礎之上，食品安全事件的不斷出現，甚至可以泛濫于多個省份，就一點也不奇怪了。據悉，“十一五”期間，中央財政安排55.1億元專門用于支持農業、質檢、糧食、食品藥品監管系統的食品安全檢驗機構建設，截至2010年年底，隸屬于農業、商務、衛生、工商、質檢、糧食、食品藥品監管等7個部門、具備食品檢驗能力的檢驗機構達到6300多家，擁有檢驗人員6.4萬名。國家為了保障食品安全，投入的財力、人力不可謂不大，但是目前來看，這么巨大的投資卻并沒有管住有毒食品的蔓延，究其原因，筆者以為很重要的一點是，在我國社會經濟的土壤上，食品安全還沒有提高到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對于一些地方政府來說，經濟發展是軟指標，而制止有毒食品泛濫則是一個軟指標，甚至在問題曝光以后，他們還可以掩蓋事情真相，從而使消費者權益保護處于虛空狀態。這種一再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對消費者的消費心理產生負面影響是一種客觀存在，政府只有加強監管，才能重塑消費者信心，也才能保證社會經濟的長期和諧發展。

3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兩會”江蘇代表團的討論時發表講話指出：“假如用發展所獲得的效益，不能彌補破壞帶來的補償，那么發展就是無用功，這就要思考我們發展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一再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提醒我們，對資本和市場如果缺少規范，他們追求經濟利益的正當行為就會演變為損害消費者利益、破壞社會秩序的一種犯罪行為。甚至會使社會經濟為此付出更大的代價。那種為了一個企業的發展而放任制造有毒食品的行為，損害的不僅僅是消費者的心理，長遠來看，企業的這種經濟效益也完全是“無用功”。

民以食為天，唯有民眾能夠安全地享受到健康的食品，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正能量才會凸顯。面對一再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市場的監管機構必須肩負起自己的神圣職責。

令人欣喜的是，3月1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四次會議表決通過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的決定草案。隨著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掛牌，食品安全的監管一改過往多部門交叉監管的“九龍治水”模式。但愿已然啟動的大部制改革，能讓食品安全夢離我們越來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