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土地流轉”樣本：集約化甜頭與風險初現

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金微 吉林農安、德惠、長春攝影報道    

每經記者 金微 吉林農安、德惠、長春攝影報道

當國內學者為“土地流轉”爭論不休時，吉林農民劉軍波只用幾分鐘就完成了這個過程。

事實上，在相關管理辦法出臺以前，農村的土地流轉就已經開始了。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由于部分農民加入鄉鎮企業，或者出于專業化養殖的需求，農民的土地進行著“自主自發自愿的公平交易”。

土地漸漸向少數“大戶”集中，對于提高他們的生產效率、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無疑是有利的。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市場因素越來越多地滲透到農村，土地流轉越來越頻繁，這種原始的土地流轉模式也存在著各種風險，如價格上漲、退出轉讓、不可預知的天災等問題。

一張有些泛黃的作業本紙上，記錄著一筆“土地流轉”的交易：劉軍波承包劉陽3坰（每坰地合15畝）地，每坰地租金7000元，承包期三年。

劉陽和劉軍波同為吉林德惠五臺鎮華家村村民，劉陽外出打工，這些地就流轉到劉軍波手里。這頁稿紙附有他們簽署協議的日期，但日期上面不是村委會的公章，而是兩位農民的簽名和手印，當地村干部稱無權干涉村民這種“土地流轉”方式。

這是中國農村最原始的土地流轉方式：村民間協商土地承包價格、承包期限等。

這種“土地流轉”一般在村組內農戶之間或親戚朋友之間進行，熟人社會的約定替代了法律合同，一些村民甚至都沒有像劉軍波這么 “正式”的協議，而只是口頭約定。

正是像劉軍波們這樣，通過這類的土地流轉方式，吉林農村出現了擁有十坰地甚至數十坰地的種糧大戶。不僅是吉林，中國廣大農村地區，至今依然延續了這種簡單的土地流轉模式。

但是，隨著土地流轉越來越頻繁，這種原始的土地流轉模式存在的各種風險也漸漸浮出水面。

華家橋村：“自行解決”

今年吉林遭遇到幾十年一遇的蟲災，一些農村“土地流轉”協議就存在違約糾紛，尤其是那些因災返貧的種糧大戶。

劉軍波說，雖然今年蟲災受損不小，影響不小，但是自己也只能認了，“承包期是三年，等于這三年無論遇到什么挫折，土地經營權還是我的。”

而農安縣華家鎮華家橋村村民劉樹軍因為高息抬錢種地，今年又遇上蟲災，他從種糧大戶一夜返貧。原本他和村民協商的土地承包期是兩年，但他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現在他負債累累，明年無論如何種不起這么多地了。“我們沒有簽合同，也沒有正式字據，只是口頭協議，可進可出，像我遇到這種情況村民也會理解。”

農安縣政協委員、高家店于家圍子村黨總支書記于維振很早就注意到這個情況，他認為這是由于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操作程序不夠規范，“由于農戶之間土地流轉多為自發形成，范圍也多在鄰里親戚之間，流轉方式簡單，通常不經過村社組織就自行協商，達成土地流轉協議，致使流轉后土地經營者的權利、義務、責任難以明確，時常出現土地糾紛事件。”

華家橋村村民魏寶軍就曾經歷過這樣一場小小的土地糾紛，在華家鎮開店的魏寶軍雖然 “脫離了土地”，但他家還有5坰地。2009年，他以3000元/坰的價格租給了社里另一村民，5坰地共15000元，約定的承包期是5年。

但是，讓他沒料到的是隨后土地承包價格水漲船高，2011年當地一坰地承包價普遍達到5000元，有些土地甚至漲到了六七千。魏軍寶有些后悔，但是，協議已簽定，他于是和承包方村民協商，最后對方追加到了5000元。魏軍寶說，這個價格是和村民最終協商的，“談判也很容易，因為都是村里人，大家也能理解。”

魏軍寶說，越來越多的村民到城里打工，土地承包很普遍，相應糾紛也會多，但出現這種情況都是村民自己協商解決，“還沒有聽說有村民會為此鬧到法庭的。”

華家棧：“流轉”還是征地？

相比于魏寶軍的經歷，村民楊志娟則沒那么幸運。

楊志娟原本是農安華家鎮華家棧二社村民，家里有8畝土地，2001年，當地的電聯水泥廠以6000元/坰的價格租了楊志娟家的土地。

2011年5月，在第三個租期來臨時，楊志娟希望土地價格能高一點，但是，廠方稱合同價本來就是5000元，楊志娟說：“不漲我們也沒辦法，但我們到國土局去問，國土局稱我們的地已被征了。”后來，楊志娟才發現，原來水泥廠廠址招牌已經換成了“亞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

華家棧二社的村民不知道的是，2011年，亞泰集團投資1.19億元已收購了農安電聯水泥公司。村民們想找人交涉連門都摸不到，“我們到現在也沒見過亞泰集團的人，不知現在該找誰。”楊志娟說，村民們只能找當地鎮政府，而鎮政府稱以1坰地13.5萬的價格買斷。

當然，楊志娟現在已經知道：國家法律規定耕地不能有25年的租期，更不能以租代征。而水泥廠現在都運行了十幾年，等于土地已實際被占用了。

當地國土部門提供的書面資料顯示，華家棧的土地出讓價為一坰地120萬元，而100多萬被扣除的費用是土地出讓金等費用。

在楊志娟等村民不斷反映問題時，華家棧還迎來了北京來的調查組，但問題至今也沒有解決。目前，該土地糾紛案處于僵持狀態，楊志娟沒要第三個五年期的土地承包金，她認為土地既然已經被征了，就應該按國家規定的價格補償，“要么就把我的土地還回來，我不能沒有地。”

陳家店村：合作社模式

吉林農民蔡仁田的土地既不是像魏寶軍那樣流給了種糧大戶，也不是像楊志娟那樣流給企業工廠，而是流向了當地的合作社組織。

蔡仁田是農安合隆鎮陳家店村二社村民，他有1坰8畝地，2010年，他以10000元每坰的價格轉給了村里的合作社，這個價格已遠高出農安地區六七千元的承包價。2011年，蔡仁田從合作社拿到了12000元/坰的承包價，“土地的價格依據玉米的價格來定，今年玉米價格高一點，合作社開會定的是15000元，不知最后會怎樣。”

蔡仁田說，如果覺得不合適，可以從合作社拿回土地。“不過，我還沒想過退出合作社，因為如果自己種地也就兩萬多塊錢，刨除種子化肥農藥，也就比租地給合作社多兩三千塊，還不算用工，但現在我一個月就可以把這些錢賺回來。”

蔡仁田說，加入合作社后，自己的收入比以前至少翻了一番，而且土地還是自己的，國家的植補會給你，合作社每年還會有分紅。“四年前看到別人有輛摩托車都羨慕，現在村里有一半人幾乎都買了車。”

蔡仁田所在的陳家店村距長春市16公里，有10個自然屯、979戶、3334人。公開報道稱，2008年，全村經濟收入2880萬元，農民人均收入5500元；2009年農民人均收入將達到7200元，先后受到了國家、省和市有關部門的表彰，被命名為全國優秀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

合作社成立之初，如何吸納農民土地入股是個問題。2009年，村支書林青遠果斷地將每坰地的入社價格提到了10000元。

村長文業勝說：“我當時心里也沒底，合作社能不能賺到錢，但是村書記說土地流轉解放了陳家店農民們的勞動力，他們可以通過打工增加收入來源，他考慮的是全村的整體收入水平。”

在農安當地，陳家店村的土地承包價格遠高于吉林地區種糧大戶出的價格。合作社能否支撐如此高的土地租金？文業勝說，今年合作社開會討論租金會漲到15000，玉米雖然遭了蟲災，但是，“因為集體化經營，我們統一抗蟲，基本沒有受到影響，玉米價格上漲給農民的租金就要漲。”

陳家店村793坰耕地有300多坰地已經加入了合作社，979戶村民有401戶是合作社的股東。

農民：初嘗集約化甜頭

由于陳家店村里有農機專業合作社，合作社土地實現機械化作業，降低了油耗、肥料、用工等。同時，合作社統一采購化肥、農藥、種子，生產成本也降低了。文業勝說：“加入合作社，土地需要平整，而這些整合的壟和溝增加了土地，另外規模化經營，糧食產量可以提高兩三千斤/坰。”

文業勝說，如果合作社有盈余，會將盈余中40%進行再分紅，其他為積累資金。

在陳家店村合作社300多坰土地中，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是合作社自己耕作，其中有30多坰地作了溫室，140坰地租出去了。《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當地采訪看到，其中有不少地塊為國家和高校的種業繁育基地。文業勝說：“如果沒有合作社規模化的種植，這些項目無論如何落不到這里，因為這些試驗需要標準化的地塊等。”另外，合作社同時與新千年種業簽訂了100坰地的合同，合同期為10年，價格為每坰15000元/年。文業勝介紹，合作社與新千年種業簽定的不是固定合同，租地的價格底線是15000元/坰，如果玉米價格上漲，租地費用也會跟著上浮，“如果是散戶根本做不到這點，也爭取不到這些權利，我們的優勢在于有組織，有對外談判的能力。”

由于有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當地村民大多選擇在大棚蔬菜等地方打工。在合作社成立幾年來，每年都有退社的，這對于合作社而言是個巨大的損失，因為土地剛平整完，如果村民要回自己的土地，那等于又會形成溝壟。

文業勝說：“土地流轉是自由自愿，合作社也應該這樣，但是退社畢竟會給合作社帶來麻煩，所以現在村民入社有約定，東西南北哪個角的肥田都行，但是不能要中間的。”據他介紹，2010年，合作社共有13戶退社的，到2012年只有一戶退社的，但是，更多的農民開始加入到合作社。

有學者撰文指出，陳家店村的土地流轉模式實現了產權明晰，這一模式形成了“三權分離”的局面，即土地歸集體所有（所有權）、農戶按戶承包（承包權）、土地經營權可以自由流轉（經營權）。

文業勝說，“沒有承包就沒有競爭和發展；但要保障農民的利益，合作社要護著農民，保障農民的權利，比如玉米漲一毛，你和外面簽的合同也要漲。”他不時引用鄧小平的理論，“改革開放后三十年，農民的市場風險難擔當的時候，合作社應該整合所有資源。”

·記者手記

資本參與“土地流轉”須確保農民利益

據新華社報道，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國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總面積達2.07億畝，占承包耕地總面積的16.2%。不過，像吉林農民這樣私下協議流轉的土地究竟有多少，還無法具體統計。

據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介紹，目前，土地流轉的方式大體有三種：除了村民之間的流轉、土地向資本流轉，還有一種流轉形式叫“占補平衡”或“建設用地指標異地流轉”。有些地方利用國家“土地占補平衡”政策，鼓勵村莊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對新村莊實施統一規劃和建設，對舊村莊進行統一整理和改造，以節約土地。

最近幾年，山東、河南等地出現“農民上樓運動”，這可謂一種新型的土地流轉方式，但也造成不少的問題。

近年來，由于資本大規模下鄉，企業征地辦廠，農民個體與資本的力量對比實力懸殊，在土地流轉方面，他們常常無法與資本方抗衡，利益也難以得到充分保障，有些地方甚至出現較為嚴重的糾紛。目前，失地農民已成為一大隱患，如果這一問題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要解決三農問題也就失去了最廣大的根基。

在這三種模式的土地流轉中，資本下鄉爭議最大，這其中不僅包括工業資本，還包括農業資本。各地政府鼓勵和扶持資本下鄉，整合農民土地，成片經營千家萬戶小農的土地，使土地向農業資本集中。但在這一過程中，保障農民利益卻是一大難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