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撰文警示中國經濟的啟示

　　對于中國經濟不算有太大的發言權，但長期以來的關注，讓我還是有頗多感觸。總體而言，對于中國經濟偏謹慎的觀點要遠勝于樂觀情緒。尤其是在未來改革方向和前景上，非常的悲觀。因為當前很多的經濟問題，要清除其障礙總覺得難度太大。

　　以當前的物價問題為例，通貨膨脹水平很高。雖然其他發展中國家也非常高，但我不知道其負利率水平究竟有多高。其實對于中國而言，負利率問題其實很好解決，加息唄。但是央行就是不加，為什么呢？因為加息增加央企和地方政府成本啊。很多時候，我覺得央行還不如國資委有實權。或者說，從根本上央行就是為央企和地方政府這些借款者服務的。

　　相對于其他國家，中國央行的權力實在太小。為什么小呢？上文說了，其服務對象不一樣。從人事任命來看我們就能很清楚看到差別。美聯儲主席是由總統任命，且任職是5年一屆，超過總統4年一屆的任期，目的就是為了限制總統對于聯儲主席的干涉。更重要的是，美國聯儲的獨立性受到法律保護，其決策基本不受到財政部的壓力，只關注于其自身目標。中國呢？

　　央行要改，怎么改？國企的問題沒改之前、地方政府投資沖動沒改之前，恐怕央行都沒法改。地方政府為什么又有那么強大的投資沖動呢？很多觀點是為了維持經濟增長。毫無疑問，這是最主要的原因，但在這背后，是否有既得利益者自己私利的推動——官員的政績和受賄來源、承包商的利潤，這些都必須通過高投資加以實現。在這些實權派的掌控下，投資怎么慢得起來？

　　又如，中國外匯儲備一直很高，而且央行的貨幣投放很大部分來自于外匯占款。有央行官員說中國的外匯占款80％以上都被準備金收回來了，但準備金水平已經很高，相當于央行一個常用工具沒有了，外匯占款的負面作用怎能是通過這種對沖方式就能避談的？為什么非得要用外匯占款對沖儲備呢？因為大家都要換匯啊！為什么換匯呢？因為人民幣要升值啊！為什么要升值呢？因為外儲太高出口太猛且升值沒到位——更重要的是，中國資產溢價必須通過極高的流動性水平加以維持。毫無疑問，現在持有資產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如果資本項目放開，人們可以自由外儲投資、購房，中國的資金將往外傾瀉，使得國內外資產價格趨于一致。誰最不想看到這一幕？既得利益者。所以，他們要管制外匯、管制中國人的對外投資，讓資金池始終留在國內，讓中國的資產價格漲漲漲漲漲漲漲漲！

　　牢騷發完了，不過也不止我一個人心憂天下，吳敬璉先生也是如此。下文就是關于他的一些描述，比我這種邏輯混亂的表述自然要好得多。

　　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的吳敬璉先生，年逾八旬依舊為中國改革而“常懷千歲憂”。從2001年怒斥中國股市“連規范的賭場都不如”，到2010年警告中國股市正處于“強盜貴族時代”，再到近年來成為呼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旗手，從“吳市場”到“吳法治”，他總是點中中國經濟的痛處。

　　最近吳敬璉再次撰文警示：一旦進入政府主導路徑，既得利益者必然推動向權貴資本主義蛻變。而一旦路徑被鎖定，“除非經過大的社會震蕩”，否則很難退出。

　　的確，對于人口眾多、結構復雜的中國而言，穩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大禹治水”的歷史智慧告訴我們：追求穩定，不能靠“維穩”。維穩或許可以實現短期的穩定，但是可能為今后更大的不穩定埋下隱患。

　　“維穩”和“改革”，都是實現社會穩定的方法，但二者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含義與后果。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維穩的收益在短期，風險在未來；改革的風險在當下，收益的實現卻可能在遠期。由于風險與收益的分配存在“跨期”穩定，維穩容易成為具有誘惑力的選擇。

　　我們應做出何種選擇？這顯然取決于對局勢的判斷。

　　在中國GDP躍居世界第二之際，我們也步入了社會矛盾多發期：一，在以資源和要素投入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下，環境透支已逼近臨界點。壓力之下，大連PX項目被勒令搬遷、海寧晶科能源控股因為污染被勒令停產。鑒于環境污染的廣泛性，類似的群體性事件仍將不斷出現。

　　二，在基尼系數達到與美國接近的0.5的同時，腐敗問題日趨嚴重，引發公眾嚴重不滿。

　　三，由于“有形之手”頻頻介入經濟活動，在司法獨立未能健全的情況下，導致了越來越多的“公權力”與“私權利”之間的沖突，尤以征地和房屋拆遷為甚。在選擇性執法和彈性執法驅使下，出現了嚴重的上訪現象，以及作為應對的地方政府“攔截上訪產業”。

　　改革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十二五規劃”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主線，中共中央提出加強“社會管理”，都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壓力的存在。2009年溫家寶總理在劍橋大學演講時指出：“被譽為現代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指出：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要威脅社會穩定。這句話在當下愈加顯出意義。”

　　改革不僅是必要的，眼下也是改革的“窗口期”。不僅公眾的改革訴求空前高漲，改革的條件也更加成熟：大型銀行鳳凰涅槃，從30%多的不良資產率到如今的豐厚利潤，利率市場化改革時機已經成熟；主要央企都已經IPO，盈利能力空前，2010年僅“兩桶油”的利潤就已經超過民企500強總和，進一步推進央企體制改革、打破壟斷條件成熟；隨著創業板的推出，民營企業成為上市主體，證券市場扶持國企改革功能已失去必要性，廢除IPO審批制時機成熟；2011年上半年中國財政收入同比增長31%，今年預計突破10萬億大關，以優厚財力去彌補社會保障缺口、加強醫療、教育領域投入，條件成熟；通過減稅“返利于民”條件成熟……

　　探究改革實質，在于政府體制改革，即政府應合理地“有所為有所不為”，退出對經濟領域的干預和參與，減少審批權，轉向以公共服務職能為主的“小政府”，成為市場經濟中“看不見的手”。

　　眼下中國改革處于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一方面，從尋租活動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力求推動“半統制、半市場”的經濟體制，向國家資本主義乃至權貴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蛻變；另一方面，極“左”力量竭力利用大眾對權貴腐敗的不滿，推銷其路線，把中國引向另一條歧路。鄧小平曾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是非常有預見性的判斷。

　　蜿蜒在歷史三峽的中國經濟，能否沖破既得利益和極左勢力的雙重干擾，奔向法治市場經濟的大河，有賴于我們以巨大的勇氣推進改革。

　　正如吳敬璉先生憂心告誡的：目前大眾普遍對政府對于防止事態惡化措施不力嘖有煩言，甚至將其形容為“下定決心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從當前事態看，批評政府和要求政府有更多作為是完全有理由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談到經濟轉型時曾說，“功成不必在我任期”。對于改革，決策者也應有這樣的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