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英：1900畝土地化整為零出讓 對抗國家政令？

張海英

        國土部在2009年11月針對商品住宅用地的單宗地出讓面積給出明確上限，要求大城市不能超過20公頃（約300畝）。天津“新地王”面積顯然比國土部規定的上限高6倍多，這是在明目張膽對抗國家政令。天津“新地王”與福州“準地王”是否有同樣的下場——被國土部緊急叫停？我們拭目以待。

        如果國土部緊急出拳，天津有關方面必然進行辯解，理由是，這是11塊土地不是1塊土地，每個地塊面積均小于300畝，既不算“地王”，更不涉及違規，只不過被一家企業整體買走而已。不知國土部如何應對這樣的辯解？我的觀點是，國土部理應先緊急叫停天津“新地王”，再來反思制度漏洞。

        顯然，天津有關方面之所以敢于出讓“新地王”，就在于能鉆政策漏洞、打“擦邊球”。早在去年國土部出臺單宗土地出讓面積上限規定之時，我就曾撰文指出這一政策有多個漏洞，其中一個漏洞就是現在在天津出現的這種情況。讓人失望的是，未見國土部修補政策漏洞。在我看來，國土部若不及時叫停天津“新地王”并修補制度漏洞，還會有更多政策挑戰者來效仿這樣的做法。

        從去年底至今，中央推出的一系列樓市調控政策，無論是土地政策還是信貸政策，其嚴厲程度都可堪稱史無前例。但正如觀察家們所預料的那樣，這一輪樓市調控仍然擺脫不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現實國情。過去樓市調控之所以變“空調”，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就是因為遭遇各種對策阻擊。

        這一輪宏觀調控，除了土地政策遭遇對策阻擊之外，信貸、稅收等宏觀政策同樣遭遇各種阻擊。比如說信貸政策，將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大幅提高，部分城市暫停發放第三套房貸，但據媒體調查，房屋中介會根據買家和房源的情況，推薦用他人姓名買房的“土辦法”、利用公積金貸款的政策空檔、求助于中小銀行或者“金融公司”等辦法來應對信貸政策，甚至有些銀行把房貸改成消費貸款發給客戶；而有些炒房客則使出了假離婚、拿農民工身份證炒房等等怪招。這等于讓中央的調控重拳打在了棉花上——調控效果打折扣不說，還浪費了不少行政資源。

        樓市調控政策頻遭對策，在我看來原因不外乎三點：其一，政策有漏洞，給了對策出臺的機會。土地、信貸等政策，貌似異常嚴厲，實則漏洞百出。雖然說沒有完美的政策，但不完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發現了漏洞而不及時修補。現實情況是，對每一項政策，觀察家們都指出了漏洞，但是，修補的行動少之又少。

        其二，對策頻出是因為存在暴利空間。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炒房客，敢于在調控最敏感時期謀劃對策，是因為對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讓存在巨大的暴利空間；對炒房客來說，炒房同樣存在巨大暴利空間——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早就闡述過“暴利”與鋌而走險、犯罪之間的關系。

        其三，現實土壤存在對策運作的空間。事實上，每一輪樓市調控都是在與強大的利益集團進行博弈。有關方面需要認識到，中國樓市存在一個由開發商、中介商、投機商、地方政府、行業組織以及學術機構等組成的龐大利益集團，既有人出謀劃策，又有人為對策實施提供保護傘，如此，對策就有了運作空間。

        有俗話說，“再狡猾的狐貍也逃不過獵人的眼睛。”我以為，只要有關監管部門能當一個好“獵人”，再狡猾的對策也總有應對之法，現在關鍵問題是有關監管部門愿意不愿意當一個真正的好“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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